加繆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人道主義，人的尊嚴問題，一直是纏繞著他的創(chuàng)作、生活和政治斗爭的根本問題。《西西弗斯神話》和《局外人》構(gòu)成了加繆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母題，包含著加繆未來作品的核心問題。書中，西西弗斯的幸福假設(shè)的提出，其本質(zhì)動機，不在荒誕，荒誕既不能告訴我們幸福，也不能告訴我們不幸，之所以加繆假設(shè)西西弗斯是幸福的，是因為他認為只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嚴，被責為永罰，卻幸福，這絕對是一種反抗，也是在這種條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而反抗才能體現(xiàn)尊嚴。加繆在假設(shè)西西弗斯幸福的時候，充分運用了想象和獨斷，其潛臺詞，卻是人類尊嚴的需要。由荒誕的出發(fā)點，薩特走向焦慮和不安，而加繆走向幸福，薩特是思辨后的結(jié)論，加繆卻是激*情洋溢的獨斷。

　　二元對立

　　加繆的創(chuàng)作存在大量的二元對立的主題，其中有一些直接作為書名如反與正，流放和王國等，荒誕和理性*，生與死，墮落和拯救，陽光和－陰－影，有罪和無辜這些二元對立的主題經(jīng)常成對出現(xiàn)，而且互不取消，甚至有相反相成的意思，這是他的一大特點和魅力之所在，加繆在他的隨筆中數(shù)次使用這樣的修辭方式：用一片黑暗來形容明亮的陽光。隨筆中也許不過是一種修辭，但這種修辭代表的思維方式卻貫穿了加繆幾乎全部的創(chuàng)作，成為他的重要特色*。無論是他的小說還是戲劇，或是哲理隨筆，都看不到邏輯的一貫性*，到處都隱含著矛盾，這在別的作家那里，這可能是個致命的弱點，可從加繆的作品中體現(xiàn)的卻是復(fù)雜的深刻，丹麥物理學(xué)家玻爾說過："和小真理相對的當然是謬誤，可是和偉大的真理相對的仍然是偉大的真理。"正是在這樣對矛盾的正視當中反映了人類思維的局限及其和世界的斷裂。二元對立的兩極互相為對方的存在而存在，形成強大的張力，悖論和歧義性*、多義性*在此從生，這也成為加繆難以被定義的地方，其間人道主義一以貫之，然而人道主義本來就是意義含混的詞。

　　二元對立其實是西方的傳統(tǒng)思維習慣，但是傳統(tǒng)的二元對立主要是主客關(guān)系，善與惡，美與丑等一系列概念，但在加繆那兒，這些傳統(tǒng)的理念被拋棄了，善惡美丑問題被諸如流放和王國，陽光和－陰－影這樣的形象所取代。甚至在講述一樁殺人案的《局外人》中，傳統(tǒng)的罪與無辜的問題竟消解于無形之中，只是作為一個背景存在。加繆的這些悖論性*的理念沒有給他找到理論上的出路，卻使他的小說和戲劇有了令人捉摸不定的多義性*，成為意義之源。在美學(xué)的意義上，則是用簡單，毫不修飾的語言產(chǎn)生讓人困惑的效果，這在《局外人》和《墮落》中最為明顯。

　　存在主義

　　加繆是一個存在主義者嗎？加繆一貫反對別人給他加上的存在主義的標簽，但是，在他接受諾貝爾文學(xué)獎的時候，頒獎詞中依然稱他為存在主義者，這說明存在主義絕非空穴來風。事實上加繆是存在主義者。理由如下：

　　1、存在主義不是一種理論體系嚴密的流派，而是一種包容了各種各樣思想的一種思潮，在各種公認的存在主義思想之間也存在著尖銳的矛盾。那么判斷某種思想是否屬于存在主義就不應(yīng)該看它們是否有相同的方法論和公理預(yù)設(shè)。存在主義反映的是人面對世界感到的一種情緒，孤立無援，個人承擔無意義的世界，荒謬而沒有盡頭，人處于一種"被拋"的境地，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是西西弗斯，差別只在是否認識到這一點，就象西西弗斯神話中說的，"起床，電車，四小時辦公室或工廠的工作，吃飯，電車，四小時的工作，吃飯，睡覺，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大部分的日子一天接一天按照同樣的節(jié)奏周而復(fù)始地流逝?？墒悄骋惶?，'為什么'的問題浮現(xiàn)在意識中，一切就都從這略帶驚奇的厭倦中開始了。'開始'，這是至關(guān)重要的。厭倦產(chǎn)生在機械麻木的生活之后，但它開啟了意識的運動。"在加繆的作品中，對于存在的恐懼，荒誕的感受，都得到了很好的表現(xiàn)，存在主義的重大主題在加繆那兒都有表現(xiàn)，而且用的是存在主義的方式。

　　2、加繆不是薩特式的存在主義，但存在主義不是薩特的專利，況且薩特也曾經(jīng)拒絕過存在主義這個標簽。加繆反對存在主義這個標簽主要也是為了和薩特劃清界限，因為當時的輿論界基本上認為所謂存在主義就是薩特式的存在主義。加繆與薩特的思想有分歧，但也有不少共同點，尤其是荒誕的思想，和面對荒誕的態(tài)度，雖然加繆不強調(diào)自由選擇。倆人的分歧主要是對待革命和歷史，以及對蘇聯(lián)的態(tài)度。而分歧的根源在馬克思主義，薩特戰(zhàn)后受馬克思主義影響，而加繆一貫反對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歷史主義。薩特是個哲學(xué)家，更多的被理念所纏繞，抽象得多，加繆的哲學(xué)思想更多來源于感性*生活，直接體驗，這一點在加繆的散文里體現(xiàn)的最為明顯，他深深熱愛的阿爾及利亞對他而言就是這種感性*生活的代表，他一生都沒有放棄地中海式的生活方式的理想，西西弗斯神話和存在與虛無是兩本截然不同的書，這種不同不是表現(xiàn)在觀點的分歧上，而是表現(xiàn)在思考問題的方式上，同樣是荒謬，薩特通過一系列的論證說明你不可能不荒謬，而加繆卻說，我就在這兒，這就是荒謬，薩特的荒謬意識來源于書齋，加繆可能則來源于山頂上的一陣風。

　　3、兩者的另一重大區(qū)別在于薩特強調(diào)行動，而加繆老在猶疑不定，在他的小說中，除了鼠疫外，行動幾乎沒有什么意義，特別是《局外人》中，更為明顯。這本書在二戰(zhàn)中出版，當時就有人發(fā)出這本書出得是不是時候的疑問，莫爾索和加繆親自投入的抵抗運動看起來有點格格不入。而強調(diào)了行動的《鼠疫》，我卻認為寫得不好，和《局外人》不在一個檔次上，在深刻性*上差一些，雖然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加繆和薩特都反對虛無，宣揚反抗，然而加繆的反抗和薩特的反抗是不同的，加繆的反抗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即不在于你怎么做，而在于你怎么想，有點精神勝利法的味道，但這種辦法使反抗成為一種絕對可能的東西。而薩特恰恰相反，不在于你怎么想，而在于你怎么做。加繆的英雄西西弗斯和薩特的英雄奧萊斯忒（Oreste）是兩種不同的英雄。而正是在"反抗"問題上的分歧導(dǎo)致兩人幾十年的友誼破裂，1951年《反抗者》出版后，加繆和薩特的矛盾發(fā)展到頂點，以后他們至死未再見面。

　　加繆離開人世已經(jīng)有數(shù)十年，當年的紛紛擾擾不再，我們也能以更超脫的方式重新理解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方式，回答他在近半個世紀前提出的種種問題，我們也會對他那些謎一般的作品有種種猜想，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想象將加繆置于我們思考的視野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