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在考察信用制度時要遇到的僅有的幾個困難問題是：

　　第一，真正貨幣資本的積累。它在什么程度上是資本的現實積累的標志，即規(guī)模擴大的再生產的標志，又在什么程度上不是這種標志呢？資本的所謂過剩[plethora]，一個始終只用于生息資本即貨幣資本的用語，僅僅是表現產業(yè)生產過剩的一個特殊方式呢，還是除此以外形成一種特殊的現象呢？這種過剩即貨幣資本的供給過剩，是否與停滯的貨幣總量(金銀條塊、金幣和銀行券)的存在相一致，從而現實貨幣的過剩，是否就是借貸資本的上述過剩的反映和表現形式呢？

　　第二，貨幣緊迫，即借貸資本不足，又在什么程度上反映出現實資本(商品資本和生產資本)的不足呢？另一方面，它又在什么程度上與貨幣本身的不足，即流通手段的不足相一致呢？

　　在以上考察貨幣資本和貨幣財產的積累的特殊形式時，我們已經把這種積累的形式歸結為對勞動的占有權的積累。前面已經說道，國債資本的積累，不過是表明國家債權人階級的增加，這個階級有權把稅收中的一定數額預先劃歸自己所有?！尽皣矣邢⒆C券不過是一種想象的資本，它代表用來償還國債的一部分年收入。與此相等的一筆資本已經消耗掉了；它是國債的分母，但國家有息證券所代表的并不是這筆資本，因為這筆資本早已不再存在。但新的財富必然會由產業(yè)勞動產生；而在這個財富中每年都有一部分預先指定給那些曾經貸出這個被消耗掉的財富的人；這個部分是用課稅的方法從生產這些財富的人那里取走，然后付給國家債權人的。并且人們根據本國通行的資本和利息的比率，設想一個想象的資本，這個資本的大小和能產生債權人應得年利的那個資本相等?！?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學新原理》第2卷第229-230頁)】連債務積累也能表現為資本積累這一事實，清楚地表明那種在信用制度中發(fā)生的顛倒現象已經達到完成的地步。這些為原來借入的并且早已用掉的資本而發(fā)行的債券，這些代表已經消滅的資本的紙制復本，在它們是可賣商品，因而可以再轉化為資本的情況下，對它們的所有者來說，就作為資本執(zhí)行職能。

　　公用事業(yè)、鐵路、礦山等等的所有權證書，正如我們上面所說的，固然是現實資本的證書，但有了這種證書，并不能去支配這個資本。這個資本是不能提取的。有了這種證書，只是在法律上有權索取這個資本應該獲得的一部分剩余價值。但是，這種證書也就成為現實資本的紙制復本，正如提貨單在貨物之外，和貨物同時具有價值一樣。它們成為并不存在的資本的名義代表。這是因為現實資本存在于這種復本之外，并且不會由于這種復本的轉手而改變所有者。這種復本所以會成為生息資本的形式，不僅因為它們保證取得一定的收益，而且因為可以通過它們的出售而得到它們的資本價值的償付。當這些證券的積累表示鐵路、礦山、汽船等等的積累時，它們也表示現實再生產過程的擴大，就象動產征稅單的擴大表示這種動產的增加一樣。但是，作為紙制復本，這些證券只是幻想的，它們的價值額的漲落，和它們有權代表的現實資本的價值變動完全無關，盡管它們可以作為商品來買賣，因而可以作為資本價值來流通。它們的價值額，也就是，它們在證券交 易所內的行情，在利息率的下降與貨幣資本特有的運動無關，而單純是利潤率趨向下降的結果時，會隨著利息率的下降而必然出現上漲的趨勢，所以，單是由于這個原因，這個想象的財富，按照它的原來具有一定的名義價值的每個組成部分的價值表現來說，也會在資本主義生產發(fā)展的進程中擴大起來?！疽徊糠址e累的借貸貨幣資本，事實上只是產業(yè)資本的表現。例如，1857年，英國向美國鐵路和其他企業(yè)投資8000萬鎊，這筆投資幾乎完全是靠輸出英國商品實現的。對于這些商品，美國人沒有償還分文。英國的出口商人憑這些商品開出在美國兌付的匯票，英國的認股人就購進這種匯票，寄到美國去繳付他們已經認購的股金?！?/p>

　　由這種所有權證書的價格變動而造成的盈虧，以及這種證書在鐵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質來說，越來越成為賭博 的結果。賭博 已經代替勞動，并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現為奪取資本財產的原始方法。這種想象的貨幣財產，不僅構成私人貨幣財產的很大的部分，并且正如我們講過的，也構成銀行家資本的很大的部分。

　　為了盡快地解決問題，我們不妨把貨幣資本的積累，理解為銀行家(職業(yè)貸款人)手中的，即私人貨幣資本家和國家、團 體以及從事再生產的借款人之間的中介人手中的財富的積累；因為整個信用制度的驚人的擴大，總之，全部信用，都被他們當作自己的私有資本來利用。這些人總是以貨幣的形式或對貨幣的直接索取權的形式占有資本和收入。這類人的財產的積累，可以按極不同于現實積累的方向進行，不過在任何場合下都證明，他們握有現實積累的很大一部分。

　　讓我們在較狹小的范圍內來談談這個問題：國家證券也象股票及其他一切有價證券一樣，是借貸資本即用于生息的資本的投資領域。它們是資本出借的形式。但它們本身不是投在它們上面的借貸資本。另一方面，就信用在再生產過程中起直接作用來說，必須指出下面一點：產業(yè)資本家或商人拿匯票來貼現或申請一筆貸款時所需要的，既不是股票，也不是國債券。他需要的是貨幣。所以，如果他不能用別的方法取得貨幣，他就把那些有價證券抵押或賣出去。我們要在這里研究的問題，就是這種借貸資本的積累，具體地說，也就是借貸貨幣資本的積累。我們在這里不討論房屋、機器或其他固定資本的借貸。我們也不涉及產業(yè)資本家和商人互相在商品上和在再生產過程范圍內進行的借貸，雖然我們對于這點也要預先進行比較仔細的研究。我們這里只研究銀行家作為中介人對產業(yè)資本家和商人發(fā)放的貸款。

　　因此，我們首先分析商業(yè)信用，即從事再生產的資本家互相提供的信用。這是信用制度的基礎。它的代表是匯票，是一種有一定支付期限的債券，是一種延期支付的證書。每一個人都一面提供信用，一面接受信用。我們首先撇開銀行家的信用不說，它是一個本質上完全不同的要素。如果這些匯票通過背書而在商人自己中間再作為支付手段來流通，由一個人轉到另一個人，中間沒有貼現，那就不過是債權由A到B的轉移，而這絕對不會影響整個的聯(lián)系。這里發(fā)生的只是人的變換。即使在這種場合，沒有貨幣的介入，也照樣可以進行結算。例如，紡紗業(yè)者A要向棉花經紀人B兌付一張匯票，棉花經紀人B要向進口商人C兌付一張匯票?，F在如果C又出口棉紗(這是十分常見的現象)，他就可以憑這張匯票購買A的棉紗，紡紗業(yè)者A又可以用這張由C支付而得到的、要經紀人B自己兌付的匯票，來償付經紀人B。在這里，至多只有差額要用貨幣支付。這全部交 易只是棉花和棉紗交 換的媒介。出口商人只代表紡紗業(yè)者，棉花經紀人只代表棉花種植業(yè)者。

　　在這種純粹商業(yè)信用的循環(huán)中，需要指出以下兩點：

　　第一，這些互相的債權的抵銷，取決于資本的回流；也就是說，取決于只是延期的W—G。如果紡紗業(yè)者從棉織廠主那里得到一張匯票，這個棉織廠主只要能在到期之前，把他投放市場的棉布出售，就可以兌付這張匯票。如果谷物投機商人向他的代理人開出一張匯票，這個代理人只要能在到期之前按預期的價格把谷物出售，就能夠支付貨幣。因此，這種支付取決于再生產的不斷進行，也就是說，取決于生產過程和消費過程的不斷進行。但由于信用是互相的，每一個人的支付能力同時就取決于另一個人的支付能力；因為在簽發(fā)匯票時，一個人不是指望他本人企業(yè)中的資本回流，就是指望在這期間要向他兌付匯票的第三者企業(yè)中的資本回流。把這種對資本回流的指望撇開不說，支付就只有依靠準備資本，這是由發(fā)票人自己支配，以便在回流延遲時償付債務的。

　　第二，這種信用制度并不排除現金支付的必要。首先，支出的一大部分，例如工資、稅款等等，總是要用現金支付。其次，B從C那里得到一張代替付款的匯票，但他本人在這張匯票到期之前就要向D兌付一張到期匯票，為此，他必須握有現金。一個如此完全的再生產循環(huán)，象我們上面假設的由棉花種植業(yè)者到棉紡紗業(yè)者、又由棉紡紗業(yè)者到棉花種植業(yè)者的循環(huán)，只能是一個例外，實際上這種循環(huán)總要在許多點上發(fā)生中斷。我們在論述再生產過程時(第2卷第3篇)已經看到，不變資本的生產者彼此用一部分不變資本進行交 換。這樣一來，匯票就能或多或少地互相抵銷。從生產的上升序列來看，棉花經紀人向紡紗業(yè)者，紡紗業(yè)者向棉織廠主，棉織廠主向出口商人，出口商人向進口商人(也許又是棉花進口商人)簽發(fā)匯票的情況，也是這樣。不過，與此同時，并沒有發(fā)生交 易的循環(huán)，因而，并沒有發(fā)生債權序列的回轉。例如，紡紗業(yè)者對織布業(yè)者的債權，就不能用煤炭供應商人對機器制造業(yè)者的債權來抵銷；紡紗業(yè)者在他的營業(yè)中，對于機器制造業(yè)者，從來不會有相反的債權，因為他的產品，棉紗，從來不會成為機器制造業(yè)者的再生產過程中的要素。因此，這樣的債權只有用貨幣來結算。

　　這種商業(yè)信用的界限就其自身來考察是：1．產業(yè)資本家和商人的財富，即在回流延遲時他們所能支配的準備資本；2．這種回流本身。這種回流可能在時間上延遲，或者商品價格也可能在這段時間內下降，或者在市場停滯時，商品還可能暫時滯銷。首先，匯票的期限越長，準備資本就要越大，回流因價格下降或市場商品過剩而發(fā)生減少或延遲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其次，最初的交 易越是依賴對商品價格漲落的投機，回流就越沒有保證。很明顯，隨著勞動生產力，從而大規(guī)模生產的發(fā)展，1．市場會擴大，并且會遠離生產地點，2．因而信用必須延長，并且3．投機的要素必然越來越支配交 易。大規(guī)模的和供應遠地市場的生產，會把全部產品投入商業(yè)手中；但是，要使一國的資本增加一倍，以便商業(yè)能夠用自有的資本把全國的產品買去并且再賣掉，這是不可能的。在這里，信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信用的數量和生產的價值量一起增長，信用的期限也會隨著市場距離的增加而延長。在這里是互相影響的。生產過程的發(fā)展促使信用擴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業(yè)活動的增長。

　　如果我們把這種信用和銀行家的信用分開來進行考察，那就很清楚，這種信用和產業(yè)資本本身的規(guī)模一同增大。在這里，借貸資本和產業(yè)資本是一個東西；貸出的資本就是商品資本，不是用于最后的個人的消費，就是用來補償生產資本的不變要素。所以，這里作為貸出的資本出現的，總是那種處在再生產過程的一定階段的資本，它通過買賣，由一個人手里轉移到另一個人手里，不過它的代價要到后來才按約定的期間由買者支付。例如，棉花為換取一張匯票而轉移到紡紗業(yè)者手中，棉紗為換取一張匯票而轉移到棉織廠主手中，棉布為換取一張匯票而轉移到商人手中，然后它再為換取一張匯票而從該商人手中轉移到出口商人手中，再為換取一張匯票而從出口商人手中轉移到一個在印度經商的商人手中，該印度商人把它出售，用以購買靛藍等等。在這樣轉手的時候，棉花已經完成了它轉化為棉布的過程，棉布最后運到印度，并同靛藍交 換，靛藍被運到歐洲，在那里再進入再生產過程。在這里，再生產過程的不同階段都以信用為媒介，紡紗業(yè)者沒有對棉花支付現金，棉織廠主沒有對棉紗支付現金，商人也沒有對棉布支付現金等等。在過程的最初幾個行為中，商品棉花通過了不同的生產階段，而這種轉移是以信用為媒介的。但是，一旦棉花在生產中取得它的最后的商品形式，同一商品資本就只要經過各種商人之手，這些商人把它運到遠方市場，最后一個商人才最終地把它賣給消費者，以便購買進入消費過程或再生產過程的其他商品。因此，在這里必須把兩個時期區(qū)分開來：在第一個時期，信用在同一物品生產的各實際相繼的階段中起中介作用；在第二個時期，它只是在商人之間的轉手(其中包括運輸)中，即在W—G行為中起中介作用。但是，在這里，商品至少總還是處在流通行為中，所以總還是處在再生產過程的一個階段中。

　　因此，在這里貸出的資本，決不是閑置的資本，而是在它的所有者手中必須變更自己形式的資本，是對它的所有者來說只是存在于商品資本形式上的資本，也就是必須完成再轉化，即至少必須先轉化為貨幣的資本?？梢姡谶@里，信用是商品形態(tài)變化的媒介，即不僅是W—G，而且也是G—W和現實生產過程的媒介。把銀行家的信用撇開不說，再生產循環(huán)內大量的信用，并不意味著有大量閑置資本打算貸出和尋找有利的投資場所，而是表明資本在再生產過程內已被大量動用。所以，信用的中介作用在這里表現為：1．就產業(yè)資本家來說，使產業(yè)資本由一個階段轉移到另一個階段，使彼此有關和彼此銜接的各生產部門聯(lián)系起來；2．就商人來說，使商品由一個人手里運到和轉入另一個人手里，直到商品最終出售，變成貨幣，或者交 換成其他商品。

　　在這里，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產業(yè)資本的最充分的動用，也就是等于產業(yè)資本的再生產能力不顧消費界限的極度緊張。這些消費界限也會因再生產過程本身的緊張而擴大：一方面這種緊張會增加工人和資本家對收入的消費，另一方面這種緊張和生產消費的緊張是一回事。

　　只要再生產過程不斷進行，從而資本回流確有保證，這種信用就會持續(xù)下去和擴大起來，并且它的擴大是以再生產過程本身的擴大為基礎的。一旦由于回流延遲，市場商品過剩，價格下降而出現停滯時，產業(yè)資本就會出現過剩，不過這種過剩是在產業(yè)資本不能執(zhí)行自己的各種職能的形式上表現出來的。有大量的商品資本，但找不到銷路。有大量的固定資本，但由于再生產停滯，大部分閑置不用。信用將會收縮，1．因為這種資本閑置不用，也就是停滯在它的再生產的一個階段上，因為它不能完成它的形態(tài)變化；2．因為再生產過程不斷進行的信念已經遭到破壞；3．因為對這種商業(yè)信用的需求已經減少。紡紗業(yè)者縮減了生產，并且還有大量賣不出去的棉紗堆在庫房里，他無須通過信用來購買棉花；商人也無須通過信用來購買商品，因為他手中的商品已經過多了。

　　因此，只要再生產過程的這種擴大受到破壞，或者哪怕是再生產過程的正常緊張狀態(tài)受到破壞，信用就會減少。通過信用來獲得商品就比較困難。要求現金支付，對賒售小心謹慎，是產業(yè)周期中緊接著崩潰之后的那個階段所特有的現象。在危機中，因為每個人都想賣而賣不出去，但是為了支付，又必須賣出去，所以，正是在這個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銀行家的信用來說，貼現率也最高)的時刻，不是閑置的尋找出路的資本，而是滯留在自身的再生產過程內的資本的數量也最大。這時，由于再生產過程的停滯，已經投入的資本實際上大量地閑置不用。工廠停工，原料堆積，制成的產品充斥商品市場。因此，如果認為這種情況是由于生產資本的缺乏造成的，那就大錯特錯了。正好在這個時候，生產資本是過剩了，無論就正常的、但是暫時緊縮的再生產規(guī)模來說，還是就已經萎縮的消費來說，都是如此。

　　假定整個社會只是由產業(yè)資本家和雇傭工人構成的。此外，撇開價格的變動——這種變動使總資本的大部分不能在平均狀況下實行補償，并且由于整個再生產過程的普遍聯(lián)系(特別是通過信用而得到了發(fā)展)，這種變動必然總是引起暫時的普遍停滯。同樣，撇開信用制度所助長的買空賣空和投機交 易。這樣，危機好象只能由各個部門生產的不平衡，由資本家自己的消費和他們的積累之間的不平衡來說明。而實際情況卻是，投在生產上的資本的補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那些非生產階級的消費能力；工人的消費能力一方面受工資規(guī)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實的限制，就是他們只有在他們能夠為資本家階級帶來利潤的時候才能被雇用。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fā)展生產力，好象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fā)展的界限。

　　至少在資本主義發(fā)達的國家，只有當主要食物或者最重要的工業(yè)原料普遍歉收的時候，才可以談到生產資本的實際不足。

　　不過，除了這種商業(yè)信用外，現在還有真正的貨幣信用。產業(yè)資本家和商人互相的貸款，同銀行家和貸款人對他們的貸款交 織在一起。在匯票貼現時，貸款只是徒有其名。一個工廠主出售他的產品而得到一張匯票，他把這張匯票拿到匯票經紀人那里去貼現。事實上，這個匯票經紀人只是發(fā)放他的銀行家的貸款，而銀行家貸給他的又是自己的存款人的貨幣資本，這些存款人就是產業(yè)資本家和商人自己，也有工人(通過儲蓄銀行)，以及那些地租所得者和其他非生產階級。因此，每一個工廠主或商人個人無須握有巨額的準備資本，也不必依賴資本的現實回流。但是另一方面，部分地因為有單純的空頭匯票，部分地因為有那種專門以偽造匯票為目的的商品交 易，全部過程就變得十分復雜，以致在資本回流實際上早已只有一部分靠犧牲那些受騙的貸款人，一部分靠犧牲那些受騙的生產者才能實現之后，營業(yè)扎實可靠、回流十分順暢的假象，還能平靜地保持下去。因此，正好在崩潰的前夕，營業(yè)總是顯得幾乎安然無恙。關于這一點，例如1857年和1858年的《銀行法報告》提供了最好的證據。在那里，所有銀行董事，商人，總之，以奧維爾斯頓勛爵為首的所有被邀請的專家，都互相祝賀營業(yè)的繁榮和穩(wěn)定，——這正好是在1857年8月危機爆發(fā)前的一個月。而令人奇怪的是，圖克作為研究歷次危機的歷史學家，在他的《價格史》一書中，再一次陷入這種錯覺。在總崩潰一下子到來之前，營業(yè)總是非常穩(wěn)定，特別興旺。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談貨幣資本的積累。

　　借貸貨幣資本的增加，并不是每次都表示現實的資本積累或再生產過程的擴大。這種情況，在產業(yè)周期的緊接著危機過后的那個階段中，表現得最為明顯，這時，借貸資本大量閑置不用。在生產過程緊縮(1847年危機后，英國各工業(yè)區(qū)的生產減少三分之一)，物價降到最低點，企業(yè)信心不足的時候，低微的利息率就起著支配作用。這種低微的利息率僅僅表明：借貸資本的增加，正是由于產業(yè)資本的收縮和萎縮造成的。當物價下跌，交 易減少，投在工資上的資本收縮時，所需的流通手段就會減少；另一方面，在對外債務一部分由金的流出，一部分由破產而償清之后，也就不需要追加的貨幣去執(zhí)行世界貨幣的職能了；最后，匯票貼現業(yè)務的范圍，隨著匯票本身的數目和金額的縮小而縮小，——這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因此，對借貸貨幣資本的需求，不論是用于流通手段，還是用于支付手段(這里還沒有談到新的投資)，都會減少，這樣，借貸貨幣資本相對說來就顯得充裕了。不過，正如我們以后將要談到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借貸貨幣資本的供給也會實際增加。

　　例如，1847年危機后，就發(fā)生了“交 易緊縮，貨幣過多”的現象(《商業(yè)危機》1847—1848年證詞第1664號)?！耙驗樯虡I(yè)幾乎完全停頓，投資的可能性幾乎完全沒有”，所以利息率是很低的(同上，第45頁，利物浦皇家銀行董事霍奇森的證詞)。這些紳士(而霍奇森還是其中最出色的一個)為了說明這種現象而發(fā)表過什么謬論，從下面一段話就可以看到。

　　“貨幣緊迫＜1847年＞是由國內貨幣資本的實際減少所引起的，而這種減少部分地是由于從世界各地進口的貨物必須用金支付，部分地是由于流動資本(floating capital)轉化為固定資本而造成的?！盵同上，第63頁]

　　流動資本轉化為固定資本，怎么會減少國內的貨幣資本，這是不可理解的。因為，拿鐵路這個當時的主要投資項目來說，無論或紙幣都沒有用來架設橋梁和鋪設鐵軌，并且購買鐵路股票的貨幣，只要它的存入是為了交 付股金，就同一切其他銀行存款完全一樣地執(zhí)行職能，正如上面指出的，甚至還會暫時增加借貸貨幣資本；而這些貨幣在實際用在建筑上的時候，它們就作為購買手段和支付手段在國內流通。如果僅僅說固定資本不是可供出口的物品，由于不能出口，就會失去出口貨換來的收入所形成的可供支配的資本，從而也就會失去現金或金銀條塊形式上的收入，如果只是就這一點來說，那末，貨幣資本會由于流動資本轉化為固定資本而受到影響。不過，當時英國的出口貨，在國外市場上也是大量堆積，賣不出去。當時曼徹斯特等地的商人和工廠主，把自己企業(yè)的一部分正常資本投在鐵路股票上面，于是不得不靠借入資本來經營自己的企業(yè)，對他們來說，流動資本實際上已經固定下來，因此，他們不得不自食其果。如果他們把屬于自己企業(yè)的資本提取出來，不是投到鐵路方面，而是投到比如說采礦業(yè)方面，并且采礦業(yè)的產品鐵、煤、銅等等本身也是流動資本，其結果還是一樣。——當然，由于歉收、谷物進口、金的流出而造成的可供支配的貨幣資本的實際減少，則是一件和鐵路投機毫不相干的事情。

　　“為了把自己的貨幣投到鐵路方面，幾乎所有商行都開始程度不等地縮小自己的營業(yè)?！盵同上，第42頁]——“各商行都把這樣大量的貨幣貸給鐵路，結果這些商行不得不通過匯聚貼現的方式再向銀行取得大量貸款，以便維持自己的營業(yè)?！?同一位霍奇森，同上，第67頁)“在曼徹斯特，鐵路投機使許多人遭到巨大損失?！?羅·加德納，同上，證詞第4884號。在第1卷第13章第3節(jié)c及其他地方曾多次提到過這個人。)

　　1847年危機的主要原因，是市場商品的驚人過剩和東印度貿易上的瘋狂投機。但是還有別的情況促使這個部門的一些十分富有的商行遭到破產：

　　“它們有雄厚的資金，但這些資金不能流動。它們的全部資本都固定在毛里求斯的地產或靛藍廠和制糖廠上了。后來，當它們的債務達50—60萬鎊時，它們已經沒有流動資金來兌付它們的匯票了，最后才發(fā)覺，為了兌付它們的匯票，只有完全依靠它們的信用”(查·特納，利物浦經營印度貿易的大商人，同上，第730號)。

　　再看看加德納的證詞(同上，第4872號)：

　　“中國條約簽訂后，國內立即出現了竭力擴大對華 貿易的廣闊前景，因此，除了現有的全部工廠外，又有許多大工廠專門為了做這種生意而建立起來，以便制造那種主要是銷往中國市場的棉織品?！薄?第4874號)“這種生意做的怎樣呢？——倒霉透了，真是一言難盡；我不認為，1844年和1845年對華 出口總額的三分之二以上已經收回；因為茶葉是主要的回頭貨，并且因為使我們產生很大的期望，所以我們工廠主都確信茶葉稅會大大降低?！?/p>

　　請看英國工廠主所特有的信念的天真流露：

　　“我們對國外市場的貿易，不是受國外市場購買商品的能力的限制，而是受國內我們對作為我國工業(yè)品的回頭貨而得到的那些產品的消費能力的限制。”

　　(那些和英國通商的比較窮的國家，當然可以對任何數量的英國工業(yè)品進行支付和消費，而遺憾的是，富有的英國竟不能消化作為回頭貨的產品。)

　　(第4876號)“起初我運出一些商品，出售時大約虧損15％，因為我完全相信，我的代理商購買茶葉的價格，可以使我在英國轉賣這些茶葉時，獲得一筆足以補償上述損失的利潤；結果我非但沒有獲得利潤，有時反而虧損25％，甚至50％?！薄?第4877號)“工廠主出口是自負盈虧嗎？——主要是這樣的；商人好象不久就發(fā)覺，他們從中得不到什么好處，所以他們慫恿工廠主采取委托銷售的辦法，而不必親自參與?！?/p>

　　可是，在1857年，損失和破產主要落到了商人身上，因為這一次是工廠主讓商人對國外市場商品過剩承擔了“自負盈虧”的責任。

　　隨著銀行制度的發(fā)展(參看下面舉出的關于伊普斯威奇地區(qū)的例子，在1857年以前的幾年間，那里的租地農民的存款增加了三倍)，從前的私人貯藏貨幣或鑄幣準備金，都在一定時間內轉化為借貸資本。這樣造成的貨幣資本的擴大，和倫敦股份銀行開始對存款支付利息時存款的增長一樣，并不表示生產資本的增加。在生產規(guī)模保持不變時，這種擴大只會引起借貸貨幣資本比生產資本充裕。因此實行了低利息率。

　　如果再生產過程再一次達到過度緊張狀態(tài)以前的那種繁榮局面，商業(yè)信用就會大大擴張，這種擴張實際上又是資本容易流回和生產擴大的“健全”基礎。這時，利息率雖然已經高于最低限度，但是仍然很低。事實上這是唯一的這樣一個時期，這時可以說低利息率，從而借貸資本的相對充裕，是和產業(yè)資本的現實擴大結合在一起的。由于資本容易并且有規(guī)則地流回，加上商業(yè)信用擴大，這就保證了借貸資本的供給(雖然需求已經增長)，防止了利息率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只有到這時，沒有準備資本甚至根本沒有任何資本而完全依賴貨幣信用進行投機的騎士們，才引人注目地涌現出來。此外，還有各種形式的固定資本的顯著擴大和新型大企業(yè)的大批開設?，F在，利息提高到它的平均水平。但是，只要新的危機爆發(fā)，信用突然停止，支付停滯，再生產過程癱瘓，并且，除了上述的例外情況，在借貸資本幾乎絕對缺乏的同時，閑置的產業(yè)資本發(fā)生過剩，這時，利息率就會再升到它的最高限度。

　　因此，表現在利息率上的借貸資本的運動，和產業(yè)資本的運動，總的說來，是按相反的方向進行的。有一個階段，低的但是高于最低限度的利息率；與危機以后的“好轉”和信任的增強結合在一起；特別是另一個階段，利息率達到了它的平均水平，也就是離它的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等距的中點，——只是在這兩個階段，充裕的借貸資本才和產業(yè)資本的顯著擴大結合在一起。但是，在產業(yè)周期的開端，低利息率和產業(yè)資本的收縮結合在一起，而在周期的末尾，則是高利息率和產業(yè)資本的過多結合在一起。伴隨“好轉”而來的低利息率，則表示商業(yè)信用對銀行信用的需要是微不足道的，商業(yè)信用還是立足于自身。

　　這種產業(yè)周期的情況是，同樣的循環(huán)一旦受到最初的推動，它就必然會周期地再現出來。【{我曾在別的地方指出，自上一次大規(guī)模的普遍危機爆發(fā)以來，在這方面已經發(fā)生了轉變。周期過程的急性形式和向來十年一次的周期，看來讓位給比較短暫的稍微的營業(yè)好轉和比較持久的不振這樣一種在不同的工業(yè)國在不同的時間發(fā)生的比較慢性的延緩的交 替。但這里也許只是周期持續(xù)時間的延長。在世界貿易的幼年期，自1815年至1847年，大約是五年一個周期；自1847年至1867年，周期顯然是十年一次；現在我們不又是處在一個空前激烈的新的世界性的崩潰的準備時期嗎？有許多征兆好象在預示這一點。自1867年最近一次的普遍危機爆發(fā)以來，已經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由于交 通工具的驚人發(fā)展，——遠洋輪船、鐵路、電報、蘇伊士運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場。除了以前壟斷工業(yè)的英國，現在又出現了一系列的同它競爭的工業(yè)國家；歐洲的過剩資本，在世界各地開辟了無限廣闊和多種多樣的投資領域，所以資本比以前分散得更加廣泛，并且地方性的過度投機也比較容易克服了。由于這一切，以前的危機策源地和造成危機的機會，多數已經消除或大大削弱。同時，國內市場上的競爭，由于卡特爾和托拉斯的出現而后退，國外市場上的競爭也由于保護關稅(英國以外的一切大工業(yè)國都用這個辦法來保護自己)的實行而受到限制。但是，這種保護關稅本身，只不過是最后的、全面的、決定世界市場霸權的工業(yè)戰(zhàn)爭的準備。所以，每一個對舊危機的重演有抵銷作用的要素，都包含著更猛烈得多的未來危機的萌芽?！ァざ鳌】在松弛的情況下，生產下降到上一個周期已經達到并且現在已經奠定技術基礎的那個水平以下。在繁榮期——中期，生產在這個基礎上繼續(xù)發(fā)展。在生產過剩和欺詐盛行的時期，生產力緊張到極點，直至越過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限制。

　　在危機期間，支付手段感到不足，這是不言而喻的。匯票能否兌現，取代了商品本身的形態(tài)變化，并且，單靠信用來進行交 易的廠商越多，這個時期的情形就越是這樣。象1844—1845年那樣不明智的和錯誤的銀行立法，只會加深這種貨幣危機。但是，任何銀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機。

　　在再生產過程的全部聯(lián)系都是以信用為基礎的生產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現金支付才有效，危機顯然就會發(fā)生，對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會出現。所以乍看起來，好象整個危機只表現為信用危機和貨幣危機。而且，事實上問題只是在于匯票能否兌換為貨幣。但是這種匯票多數是代表現實買賣的，而這種現實買賣的擴大遠遠超過社會需要的限度這一事實，歸根到底是整個危機的基礎。不過，除此以外，這種匯票中也有驚人巨大的數額，代表那種現在已經敗露和垮臺的純粹欺詐營業(yè)；其次，代表利用別人的資本進行的已告失敗的投機；最后，還代表已經跌價或根本賣不出去的商品資本，或者永遠不會實現的資本回流。這全部人為的使再生產過程猛烈擴大的體系，當然不會因為有一家象英格蘭銀行這樣的銀行，用它的紙券，給一切投機者以他們所缺少的資本，并把全部已經跌價的商品按原來的名義價值購買進來，就可以醫(yī)治好。并且，在這里，一切都以顛倒的形式表現出來，因為在這個紙券的世界里，現實價格和它的現實要素不會在任何地方表現出來。表現出來的只是金銀條塊、硬幣、銀行券、匯票、有價證券。在全國金融中心，例如倫敦，這種顛倒表現得尤為明顯。全部過程都變?yōu)椴豢衫斫?；而在生產中心，情況就不象這么厲害。

　　關于危機中出現的產業(yè)資本過多的現象，還要指出：商品資本本身同時也是貨幣資本，是表現在商品價格上的一定的價值額。作為使用價值，它是一定量的有用物品，這些物品在危機期間出現過剩。但是，作為貨幣資本自身，作為可能的貨幣資本，它總是處在不斷的擴張和收縮中。在危機前夕和危機期間，商品資本在作為可能的貨幣資本的這個屬性中會表現收縮。商品資本對它的持有者和這些持有者的債權人(以及作為匯票和貸款的擔保)來說，同它被買進和用作貼現和抵押的依據的時候相比，只代表更少的貨幣資本。如果這就是認為一國的貨幣資本在貨幣緊迫時將會減少的那種主張所說的意思，那就等于說商品的價格已經下跌。而價格的這種狂跌，只是和它以前的猛漲相抵銷。

　　非生產階級和靠固定收入為生的人的收入，在同生產過剩和投機過度同時發(fā)生的價格猛漲時，絕大部分還是保持不變。所以，他們的消費能力會相對下降，同時他們對再生產總額中平常應歸他們消費的那部分的補償能力也會相對下降。他們的需求即使在名義上保持不變時，實際上也在減少。

　　關于進口和出口，應當指出，一切國家都會先后卷入危機，那時就會發(fā)現，一切國家，除了少數例外，出口和進口過多，以致支付差額對一切國家來說都是逆差，所以實際上問題并不在于支付差額方面。例如英國正苦于金的流出。它進口過多。但同時，所有別的國家堆積著過多的英國商品。所以，它們也進口過多或被輸入過多。(當然，在憑信用出口的國家和不憑信用或只很少憑信用進出口的國家之間，是有差別的。不過，后一類國家仍然會憑信用進口；只有在商品按委托銷售辦法運到那里去的時候，情況不是這樣。)危機也許首先是在英國，在這個提供信用最多而接受信用最少的國家爆發(fā)，因為支付差額，即必須立即結清的各種到期支付的差額，對它來說是逆差，盡管總的貿易差額對它來說是順差。不能只看到貿易上的順差。這后一情況的原因是：一方面它提供信用，另一方面又貸給外國大量資本，于是除了真正的貿易回頭貨外，還有大量商品流回本國。(但是，危機有時候也會先在美國，在這個從英國接受商業(yè)信用和資本信用最多的國家爆發(fā)。)在英國以金的流出作為開端并且伴隨這種流出而發(fā)生的崩潰，之所以結清了英國的支付差額，部分是由于英國進口商人宣告破產(下面還要談到這一點)，部分是由于在國外廉價拋售一部分英國商品資本，部分是由于出售外國有價證券，買進英國有價證券等等?，F在輪到另一個國家了。對它來說，支付差額暫時是順差。但支付差額和貿易差額之間平時適用的期限，由于危機而廢除或縮短；所有的支付都要一下子結清。因此，同樣的事情也在這里重演了。現在英國有金流回，而另一個國家則有金流出。一國進口過剩，在另一國就表現為出口過剩，反過來也是如此。但是，一切國家都發(fā)生了進口過剩和出口過剩(在這里，我們談的不是歉收等等，而是普遍的危機)；也就是說，都發(fā)生了生產過剩，而由于信用和隨信用發(fā)生的物價的普遍上漲，這種過剩更加嚴重了。

　　1857年，美國爆發(fā)了危機。于是金從英國流到美國。但是美國物價的漲風一停止，危機接著就在英國發(fā)生了。金又由美國流到英國。英國和大陸 之間也發(fā)生了同樣的情況。在普遍危機的時刻，支付差額對每個國家來說，至少對每個商業(yè)發(fā)達的國家來說，都是逆差，不過，這種情況，總是象排炮一樣，按著支付的序列，先后在這些國家里發(fā)生；并且，在一個國家比如英國爆發(fā)的危機，會把這個支付期限的序列壓縮到一個非常短的期間內。這時就會清楚地看到，這一切國家同時出口過剩(也就是生產過剩)和進口過剩(也就是貿易過剩)，物價在一切國家上漲，信用在一切國家過度膨脹。接著就在一切國家發(fā)生同樣的總崩潰。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這樣。于是金流出的現象會在一切國家依次發(fā)生。這個現象的普遍性證明：1．金的流出只是危機的現象，而不是危機的原因；2．金的流出現象在不同各國發(fā)生的順序只是表明，什么時候輪到這些國家必須結清總賬，什么時候輪到這些國家發(fā)生危機，并且什么時候危機的潛在要素輪到在這些國家內爆發(fā)。

　　英國的經濟學家，——而且自1830年以來，值得提到的經濟學文獻主要是論述通貨、信用和危機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單從英國的立場出發(fā)來考察危機時期貴金屬的輸出，不管匯兌率怎樣變動，總是把這種輸出看作純粹一國的現象，完全閉眼不看如下的事實：如果他們的銀行在危機時期提高利息率，那末，歐洲其他一切銀行也會這樣做，如果今天在英國對金的流出大聲叫苦，那末，明天在美國，后天在德國和法國也會發(fā)出同樣的叫喊。

　　1847年，“英國所負的債務＜大部分是由于進口谷物而負的＞應該償還了。不幸的是，其中大部分是用破產的辦法償還的。＜富裕的英國，竟然用破產的辦法從它對大陸 和美國的債務中脫身。＞不過，只要這些債務沒有用破產的辦法結清，就只有用輸出貴金屬的辦法來償還?！?《銀行法特別委員會的報告》1857年)

　　因此，當英國的危機由于銀行立法而變得尖銳化時，這種立法不過是一種手段，在饑荒時期先向谷物出口國騙取谷物，然后再賴掉它們的谷物貨款。所以，那些本身也多少苦于物價上漲的國家在這個時候就禁止谷物出口，這是對付英格蘭銀行的一個理所當然的手段，因為該行計劃“用破產的辦法”來“償還”由于進口谷物而負的“債務”。谷物生產者和投機商為本國的利益而犧牲他們的一部分利潤，比他們?yōu)橛睦娑鵂奚麄兊馁Y本要合算得多。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商品資本代表可能的貨幣資本的那種特性，在危機中和一般在營業(yè)停滯時期，將會大大喪失。虛擬資本，生息的證券，在它們本身是作為貨幣資本而在證券交 易所內流通的時候，也是如此。它們的價格隨著利息的提高而下降。其次，它們的價格還會由于信用的普遍缺乏而下降，這種缺乏強使證券所有者在市場上大量拋售這種證券，以便獲得貨幣。最后，股票的價格也下降，部分是由于股票有權要求的收入減少了，部分是由于它們代表的往往是那種帶有欺詐性質的企業(yè)。在危機時期，這種虛擬的貨幣資本大大減少，從而它的所有者憑它在市場上獲得貨幣的力量也大大減少。這些有價證券在行情表上的貨幣名稱的減少，雖然和它們所代表的現實資本無關，但是和它們的所有者的支付能力關系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