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我所住的這個學生宿舍樓的“居住顧問”。這個職位，說好聽點，叫樓長，說難聽點，就是居委會大媽。我?guī)缀跏俏ㄒ坏娜蝿眨褪墙o來自五湖四海的青年做各種“思想工作”。

我的工作一般是這樣展開的：某個學生或者清潔工找上門來，痛訴他們宿舍有什么問題，讓我出兵干預一下，然后我召集大家開會，語重心長地告誡大家世界和平的意義。群眾經(jīng)常反映的問題包皮括：廚房太臟了，有人偷冰箱的東西，有人太吵了，有人回來太晚，客廳里堆滿了東西等等等等。

在過去這三年里，我像一個政治輔導員那樣，在我們這棟樓上下奔波，四處走訪。其間，我成功化解了一個尼泊爾人和一個印度人的糾紛：據(jù)說那個尼泊爾人老是回家太晚，而那個印度人就用半夜起來大聲朗誦課本來抗議。我還調(diào)解了一個臺灣女孩和一個日本女孩的矛盾：那個臺灣女孩老喜歡開著窗戶，而那個日本女孩就用把她的內(nèi)褲扔到窗臺上抗

議；還有一次，我成功解決了一個噪音問題，據(jù)說一個似乎是菲律賓也可能是柬埔寨的女孩，信仰一種奇怪的宗教，每天在房間里大聲地禱告，以至于她的鄰居告上門來……總之，此類事情，不勝枚舉。我一邊深入基層為群眾排憂解難，一邊領略世界各國人民具有民族特色的變態(tài) 方式，可以說一舉兩得，獲益匪淺。

但是，我面臨的最嚴重考驗，也就是我迄今沒有克服的困難，是我自己的宿舍。確切地說，是我宿舍的廚房問題。

這里有必要介紹一下我們宿舍的格局：這是一個十人共享的宿舍，男女混住，每人有自己的房間，但是客廳、廚房、衛(wèi)生間共享。別誤會，衛(wèi)生間有男女兩個。一般來說，一個廚房的干凈程度，是和這個宿舍里中國人的數(shù)量成反比的，原因很簡單，中國人愛做飯。而且做起飯來，絕不似老外包皮一個三明治那么簡單，而是聲勢浩大，每一場飯做下來，廚房里像發(fā)生過一場戰(zhàn)爭一樣橫尸遍野，到處是油膩、菜葉、飯粒、碗筷。

我們宿舍的廚房很不幸，十個人里面有六個中國人，其中又有四個中國男生。我原以為男生多，廚房應該清靜一些。但是，事實證明，這四個男生做起飯來，一個比一個激情澎湃，都把對祖國的思念之情化為了巨大的做飯熱情，每天在廚房里將美國沒有豬肉味的豬肉和中國人沒有生活情趣的生活炒得乒乓作響。相比之下，倒是我們兩個女生，一個星期也就做那么一兩次飯。仿佛還嫌形勢不夠嚴竣似的，新搬來一個阿聯(lián)酋的階級兄弟，竟然也是個做飯愛好者。甚至連一個住在走廊盡頭的美國女孩，一反美國人從來不動油鍋做飯的常態(tài)，竟然也時不時地稀里嘩啦地炒青椒雞丁。于是，我們可憐的廚房，像是八國聯(lián)軍手下的中國，每天都水深火熱，硝煙彌漫。

雖然如此，按理說也不是什么無法解決的問題。解決方法很簡單：打掃唄。雖然我們這棟樓有清潔工，但是清潔工只是一個星期來打掃一次，根本無法對付我們廚房越演越烈的做飯形勢，所以每天的基本維持，還是要靠我們自己。我們的合同里，也明文規(guī)定了做飯以后要自己打掃，法理上來講，這沒有什么可爭議的。打掃本來也挺簡單，就是每天做完飯以后，擦一擦灶臺，洗洗鍋碗瓢盆，把池子里的殘渣撈干凈，僅此而已。

但是，這個看起來似乎很簡單的目標，卻始終無法實現(xiàn)?，F(xiàn)在我?guī)闳⒂^一下我的廚房，你就知道一個非常簡單的事情，因為有了“社會”，也就是有了兩個以上的人，變得如何復雜起來。走進我們的廚房，首先映入你眼簾的是灶臺，灶臺上鑄著一層深黃色的混合著油膩、菜湯、肉汁、飯粒及其他不明物。轉(zhuǎn)身，你會看到一個白色的柜臺。柜臺的雪白，與躺在上面的幾棵蔥片的綠色、切肉板上流下的血水的紅色及來路不明的肉湯的黃色相映成趣。其他的，水池子、垃圾簍、地面等等情況，我就不一一贅述了，反正大家可以順著我描述的情形繼續(xù)想象。

這種局勢的形成，有一個慢慢惡化的過程。我在這個公寓住了5年，前三年，可以說是基本和平期。那時雖然也有過不少中國人出入做飯，但是大家都遵紀守法，和平共處。期間只有一個印度女孩搗亂，她也只住了一年就搬走了。后面一年半，由于幾個老室友的搬走，兩個酷愛做飯的中國男生A和B的加盟，廚房形勢急轉(zhuǎn)直下，可以說是廚房下滑期。最后這半年，由于又有兩個中國男生C和D和那個阿拉伯兄弟E的加入，廚房的形勢一落千丈，進入谷底。我和廚友之間的持久戰(zhàn)，就是兩年前開始的。這個過程，這么說吧，重新書寫了我對人性的認識，徹底改造了我的政治觀。

這兩年里，無數(shù)次，我問蒼天，問大地：為什么？為什么？為什么？！為什么人可以這么不講理，以至于無論你用和風細雨的微笑外交 ，還是暴風驟雨的撕破臉皮外交 ，都無法使他們每天做飯之后花上幾分鐘打掃一下廚房。

蒼天無語，大地嘆息。

如果說兩年前我是哈貝馬斯“溝通理性”、“協(xié)商民主 ”的信徒，今天的我，由于這個廚房經(jīng)歷，更接近了“新保守主義”式的強力捍衛(wèi)自由 民主 的信念。如果說兩年前，我對“制度主義”有一種迷信，由于這個廚房經(jīng)歷，今天的我，對文化如何影響制度的實施、降低制度的成本，有了更深的認識。如果說兩年前的我會隨隨便便輕輕松松把一個政治家說成惡棍白癡，今天的我，可能對他們抱有更多的同情和尊重。如果說兩年前的我更傾向問的問題是，為什么拉美，非洲，甚至亞洲一些國家的憲政試驗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失敗？今天的我，會反過來問：為什么憲政會在歐美國家成功？因為現(xiàn)在我更多地意識到，民主 憲政的失敗幾乎是“必然”的，而成功才是“偶然”的。

人的非理性、頑固、自私之地步，讓我覺得匪夷所思。比大海更深不可測的，是天空。比天空更深不可測的，是人的心靈。

兩年來，我們廚房的環(huán)境，一直在像中東局勢那樣穩(wěn)步惡化，期間我經(jīng)歷了“以德服人”、“以德嚇人”、“以德罵人”三個階段，至今也沒有扭轉(zhuǎn)這種惡化的局勢。我不得不承認，作為一個政治輔導員，這是我的工作中受到的最大挫折，是我在任期間的“廚房門”事件。

在以德服人階段，也就是這兩年的前半年里，我一直帶著居委會大媽的親切笑容，友好地、善意地解釋宿舍的政策法規(guī)。有時候，說的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說了，就在廚房里貼個條，寫些“請做飯后打掃衛(wèi)生”之類的提示，末了，還總是要加上一個畢恭畢敬的“非常感謝”和一個胖胖的感嘆號。有一次，我甚至給A和B兩個人寫了一封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e-mail，“請求”他們飯后打掃衛(wèi)生。

但是，我的理性說服沒有見效．事情不見好轉(zhuǎn)。每每問及他們，總是說好好好，會打掃會打掃。但是第二天進到廚房，還是我在上面描述的壯觀情形。

然后進入了憤怒聲討階段，我不再跟他們正面交 涉，貼的紙條上也沒有了“非常感謝”。甚至有兩次和當事人發(fā)生正面的沖突。還有一次，我一走進廚房看見灶臺史無前例的油膩，柜臺史無前例地混亂，忍無可忍發(fā)了一次5.5級的脾氣。那次，我貼在櫥柜上的紙條是小詩一首：

為什么就不能打掃一下呢？

為什么？

為什么呢？

熱愛臟？

熱愛激怒別人？

操你大爺。

當然，那首小詩很快被人扯了下來。事已至此，就更不可能好轉(zhuǎn)了。

這種情形，維持了一年。

順便說一句，我并非潔癖。這一點，我媽可以提供罄竹難書的證明。事實上，其他幾個室友，都跟我抱怨不斷。以前我在博客里提到過的那個老頭Steve，告訴我這是他“30年來碰到的最臟的一群同屋”。那個時不時炒炒雞丁的美國女孩，也告訴我她已經(jīng)“害怕走進廚房”。我也是從這個時期開始，做飯頻率急劇下降，從一個星船四五次降到一個星期一兩次——實在無法忍受每次走進廚房那種撲面而來的臟亂臭，仿佛是又挨了他們幾個合起伙來扇的一記耳光。如果不是因為我做這個居住顧問，學校讓我免費住房子，我恐怕也早就搬走了。

去年秋天，C、D、E搬進來。很快，他們?nèi)谌肓宋覀儚N房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用他們的實際行動向孤陋寡聞的Steve展示了沒有最臟只有更臟。到這個階段，說實話，我反而豁然開朗，出離憤怒了。我反正是很少做飯了，搞亂廚房的“黑手”同時也成了自己行為的“受害者”——劣幣驅(qū)逐良幣以后，他們自己用廚房最多啊。這跟紅衛(wèi)兵當年砸爛一切公檢法之后沒有了斗爭對象于是開始內(nèi)訌一個道理。想到這里，想到A要去收拾B丟的垃圾，C要把菜板放在D弄臟的柜臺上面，我簡直有點幸災樂禍了。

兩年來，無論在理性說服期，還是憤怒聲討期，出離憤怒期，面對這個廚房，作為一個政治學的博士生，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一個理性、和諧、正義的公共秩序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它的條件是什么？如果不可能，它的障礙是什么？

這個問題，亞里士多德想過。孔子也想過。制度學派的諾斯想過。新儒家的政治家李光耀也想過。我相信那些剛從森林里跑出來的類人猿，為一塊沒撒鹽的烤肉而掐作一團 時，也想過。我覺得，不把這個廚房問題想清楚，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政治哲學家。

因為人性里面有自私的成分，所以要建立一套獎罰機制，引導人們理性地趨利避害。這就是制度主義的觀點。比如，如果我們規(guī)定，每打掃一次衛(wèi)生，發(fā)獎金100塊，估計大家都得搶著去打掃了。又比如，如果我們規(guī)定，凡是不打掃衛(wèi)生的人，都要挨一個黑人肌肉男的暴打，估計大家也都硬著頭皮去打掃了。這也就是為什么一個社會需要私有產(chǎn)權來實現(xiàn)責權利明晰，需要政府、警察和法院來強制實施法律。

如果相信人都是有強烈集體觀念的，或至少能夠被說服得有集體觀念的，那就不需要獎罰制度了，有“思想改造”就行了。像我這個政治輔導員那樣，與大家苦口婆心地暢談人生理想，從馬克思的無產(chǎn)階級意識，談到毛主席的學習 雷鋒好榜樣，從以德治國講到和諧社會，害得大家頭痛欲裂精神恍惚，寧愿老老實實去打掃廚房，也不愿聽我的哄嘛密嘛密哄，那當然也是解決問題的一種方式。

但是顯然，我的“思想改造”行動失敗了。這就要回歸制度了。如果我能夠慷慨地每天花100美元“懸賞打掃”，或者雇用一個黑人肌肉男每天跑到我們廚房來舉啞鈴，制度當然就解決問題了。問題是，我沒有，就是有也舍不得提供這個錢。如前所述，我們的合同里面明文規(guī)定了做飯以后必須打掃衛(wèi)生，應該說是有相關制度的。但是問題是，這個制度實施的成本太高了。從道理上來說，如果我把這個案例提交 給學校的住房辦公室，鬧到把他們掃地出門，這是一個對他們不打掃衛(wèi)生的制度懲罰。但是，我要“立案”，必須首先揪出在他們這群人當中到底哪一個或者哪幾個是真正的、持續(xù)的“兇手”，這就意味著我每天要在廚房里守著，看誰做了飯，誰沒有打掃衛(wèi)生，而我們這個廚房，大家做飯時間可以從早上8點蔓延到午夜2點，我沒有時間精力，就是有也舍不得提供這個時間精力去站在廚房守株待兔，更不要說這其中可能牽涉到的正面沖突、死不認賬、他們聯(lián)合倒打一耙、與住房辦公室的周旋、時間上的漫長周期。作為一個“理性人”，對我來說，更“劃算”的做法，是少做飯、少去廚房、狂吃沙拉和中國外賣而已。

這就是說，雖然“思想改造”失敗了，但是“制度獎罰”的成本也太高。這個時候，還有什么力量能夠維持一個“和諧廚房”呢？事實上，我住在這個宿舍前三年的經(jīng)歷，證明了一個“和諧廚房”不是不可能的呀。我想來想去，就想到一個最平庸的解釋：自覺。而責任的自覺、公德心、對制度條文的尊重、對他人的體諒、對環(huán)境的愛護，說到底，是一個文化的問題。

這不是說制度不重要。事實上我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相信制度的力量，以及制度改造文化的力量，也就是更相信啞鈴黑人肌肉男的力量。但是，由于制度涉及到一個實施成本的問題，我越來越接受的看法是，制度固然重要，而文化是降低制度實施成本最有效的因素。

前天晚上，我又一次以居委會大媽的身份，召集宿舍里幾個經(jīng)常做飯的人，開了一個會。開這個會，說實話，主要并不是因為憤怒。事實上，我早無所謂了，反正過幾個月就搬走了，3月或4月還要回國一趟，現(xiàn)在也很少做飯，所以我還能在這個廚房做飯的次數(shù)，已經(jīng)屈指可數(shù)，實在沒有理由關心廚房的風景是否怡人。我開這個會，更主要的，是出于科學上的好奇心和政治上的實驗感。就“科學”而言，無論從政治學、心理學、社會學、法學、倫理學哪個角度，我都想了解這種“寧可讓自己痛苦也不能讓別人快樂”的心理機制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從政治上來說，我不甘心自己帶著這個失敗的烙印“卸任”，我想說服自己，人的自私、狹隘、不負責任是有限度的，我想修復自己對人性的信心，在“退休”之前給自己最后一次機會。

如果我甚至無法通過理性的方式說服同宿舍的幾個人做飯后打掃衛(wèi)生，我怎么能去說服自己相信“溝通理性”理論呢？我怎么能相信自己推崇的“協(xié)商式民主 ”觀念呢？我怎么能夠承認公共領域、公民社會在中國文化里面的可能性呢？而溝通理論、協(xié)商民主 ，發(fā)達的公民社會，正是我無論從學理上還是情感上向往的東西。對理性的信念，說得嚴重一點，是像文字、音樂、辣椒醬那樣支撐我活下去的理由。

應該說，這次會議還算是一個團 結、勝利、圓滿的大會。自然，每個人都聲稱自己從來都是打掃衛(wèi)生的，每個人都認為打掃衛(wèi)生是應該的，每個人都宣稱以后一定會好好打掃衛(wèi)生。

第二天晚上走進廚房，做飯已經(jīng)偃旗息鼓的廚房……依然是橫尸遍野。

我不憤怒，但是恐懼。

仿佛一部恐怖片定格在最后一個幸存者一轉(zhuǎn)身時驚恐的眼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