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年上飛機前圓圓的爸爸對我說：到了紐約，一定要隨身帶五六十美元現金，萬一碰到搶錢的，這就是“保命錢”了。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告誡，于是我到了紐約之后，總是隨身帶著五六十美元的現金，隨時等待被搶，等了好幾年。如果那個迎面而來的黑人青年朝我拿出槍來，我就可以驚喜地掏出那些美元，說。您終于來搶我了！

可惜7年來，這一幕始終沒有發(fā)生。事實是，這些年我在街上遇見無數黑人青年，其中有N個曾經笑嘻嘻地對我說：“Hey，baby，you're beautiful。”但是從沒有人對我說：“Give your money to me。”事實是，不但想象中的打劫始終沒有發(fā)生，想象中的其他很多事情都沒有發(fā)生。比如結婚生子，比如熱愛學術，比如超越種族、文化、語言的障礙與世界各國人民打成一片。

而發(fā)生的事情卻常常是沒有想到的，比如“911”。比如在一個秋日的下午收拾東西去一個叫劍橋的地方。

說到和世界各國人民打成一片，這事的難度的確是我始料未及的，大約是我來美7年之后所有的“沒想到”里面最沒有想到的一個。以前我總覺得像我這樣的民族虛無主義者，結交 五湖四海的朋友還不是輕而易舉，但是事實證明“文化差異”這個虛無縹緲名詞的力量確實比我想象的強大很多。你和一個阿爾巴尼亞人可能政治觀念、喜歡的哲學家、電影 、電子游戲一模一樣，你們甚至可以談戀愛，但是somehow你們就是不能成為“哥們”。

這個somehow是如此詭異，以至于用“文化差異”去概括它都顯得詞不達意。

2

我還記得到達學校的那天下午，2000年8月23日，在學校住房辦公室的門口，因為簽房約要照片，我在路邊翻箱倒柜地找照片。三個大行李箱，全鎖著，一一打開找照片，急得大汗淋漓。

為什么我后來見到的119街和記憶中第一次見到的119街如此不同呢？是不是脆弱感會讓一個建筑、一個街區(qū)、一個城市顯得比它實際上的更高大呢？

“你知道，一個人到一個新的地方總是特別脆弱?！?/p>

后來我竟然做了住房辦公室的兼職員工，后來住房辦公室的主任在指導我怎么給新生簽約的時候這樣說。還有一個人跟我說過這句話，他跟我同一年來美國，去了另一個地方，很快結了婚，他就是用這句話來論證他為什么急于結婚。

年輕氣壯的時候，總覺得一個人因為脆弱而結婚是多么可恥的事情，現在看來這也沒什么。人人都追求幸福，但是很多人的當務之急不是追求幸福，而是精神自救、不發(fā)瘋、不崩潰、不像大街上的那個瘋子一樣高舉圣經在車水馬龍中高嚷“哈里路亞”。

又想起剛到美國的時候穿的那雙塑料拖鞋，腳背上鑲著兩朵小花。走在大街上，有人說：Cute shoes。我說：What？他重復：Nice shoes，我又說。What？他又重復：Cute shoes。最后，那個既不懂美國人贊美陌生人的文化又不懂英語的女孩逼得那個善意的路人停下來，湊在她耳邊大聲一字一頓地說：I'm just saying your shoes are nice！

又不是搶錢，那么大聲干嘛。

還有另一雙鞋。牛仔的靴子。2000年的生日禮物，由西岸來訪的某同學所送。那次該同學還和我一起從事了我來美之后的第一次購物活動。我們在H&M買了大約200美元衣服，對于當時的我來說，已經是巨額消費了。我們高高興興地坐公共汽車回家，但是下車的時候忘了把購物袋拿下來。就這樣，穿著粉色滑雪衣的我，和穿著黑色滑雪衣的他，沮喪地走在紐約冬天的大街上，為丟失巨資購買的衣服而黯然神傷。

后來天就黑了，后來他就走了，后來在一場關于鞏俐演技的辯論結束之后我們就分手了，后來我就把那雙穿舊了的牛仔靴給扔了。

一個令人奇怪的事實是，為什么關于每一場戀愛，我們所能牢牢記住的，往往只是開頭和結尾而已?；蛘?，如果關于這個人你能記住的只是開頭與結尾，那么你們從來就不曾真正戀愛過？

3

這7年，發(fā)生的事情是多么地少啊，簡直像一場我所厭惡的蔡明亮的電影 ，到處是長鏡頭里面目模糊的臉，對話稀薄，情節(jié)漫無目的。

從哪天開始我失去了將自己的生活排演成一部肥皂劇的熱情呢？又是從哪天開始聽到有人敲門的時候我假裝不在家里呢？我到底應該出于對極簡主義藝術風格的欣賞而為自己的生活喝彩呢，還是出于對熱烈生活的向往而為自己的生活哀嘆呢？

也許發(fā)生的事情并不少，只是我對事件有一只巨大的胃而已。還寫小說了呢。還博客了呢。還專欄了呢。還演繹了一場可以讓單田芳來講解的章回體愛情故事呢。

其實仔細一想，我在國內的時候過得也挺沒勁的。在清華的時候，不也是一個人騎著一輛破自行車，獨來獨往。翻看當年的日記，里面并沒有鶯歌燕舞歡聲笑語以及“陽光燦爛的日子”，生活枯燥得令人痛心。好像是在看一本書，翻到某個階段，奇怪地出現了些空白頁，一頁一頁，全是空白。

那我為什么老嚷嚷著想回國呢？國內有什么呢？

如果從噪音退出之后進入的只是荒涼，或者反之，這還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嗎。

4

本來我還一直為離開紐約這個大城市前往劍橋這個小鎮(zhèn)而傷感的，后來我想通了：在美國這些年，雖然我名義上住在大城市，但過得其實也只是小鎮(zhèn)生活。除了在波士頓那大半年，來美7年，我活動的范圍一直是一個叫做momingsidc heights的小社區(qū)；96街為南界、125街為北界、Riverside為西界、Amsterdam為東界，還不如劍橋大呢。

這么一小塊巴掌大的地方，就是我的紐約，我的西伯利亞。

來美7年，我沒有去過西岸，沒有去過“南方”，沒有去過阿拉斯加或者夏威夷。我并沒有強烈的旅游的愿望，我從來不理解坐飛機N個小時排隊N個小時走到一個王公貴族假大空的房子里，凝視墻上一個戴假發(fā)的白人胖子有什么樂趣可言，我成為一個全球流浪者完全是歷史的誤會。我骨子里的理想就是坐在村頭那棵大槐樹底下給孩子喂奶而已。

他們說人生是一場旅行，我怎么覺得人生就是從一口井跳到另一口井呢。

他們還說時光飛逝如電，那說的大約是中國的時間，而不是這里的時間。這里的時間是寬闊平靜的河流，一點一點往前挪，還動不動斷流的那種。

7年來我的村莊幾乎沒有任何變化。110街的Right Aid，113街的Mill Korea，116街的Ollie's，112街的Labyrinth bookstore----當然，110街的Dynasty早就不在了，旁邊的Café Taci也變成了一個墨西哥快餐店，新的West Side雖然重新開張，但是冷氣大得我都不敢進門。

我想起有一回坐在110街的Starbucks，隔著玻璃窗，看見外面出了一場車禍。我看到的時候，車已經翻了，斜躺在馬路中間的矮樹叢中，警察還沒有來或者已經走了，車里的人也不知道有沒有出來，幾個群眾在圍觀，更多的人若無其事地從旁經過。那天下午的太陽特別好，好到馬路中間的一場車禍都顯得非常安詳。

若干年后，想起我的紐約，我的西伯利亞，我的morning side heights時，我希望自己想起的，是這樣的安詳。

5

24歲到31歲，對于一個女人來說，算是一段“黃金歲月”的流失？我試圖為此傷感，但卻傷感不起來。時間嘛，哪一段和哪一段不是差不多。

事實上，青春簡直是個負擔呢。它讓你對生活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讓你以為“世界歸根結底是你們的”，現在好了，這誤解消除了，該干嗎干嗎去，還少了上當受騙的屈辱感呢。

寫畢業(yè)論文的時候看了不少紅衛(wèi)兵傳記，從此簡直討厭青春了。年少，口號，不知天高地厚，以為大地在你腳上，荷爾蒙武裝起來的正義感，這些東西攪和起來，人就操蛋了起來。而這操蛋中最操蛋的一點，就是那貌似反叛精神中隱藏的諂媚情結以及羊群心態(tài)。

對，我31了，在異國他鄉(xiāng)如你們所幸災樂禍的那樣變老了，但是我并不傷感。

6

總還有些變化吧，比如說，政治面貌？其實也說不上什么變化，1999年開始上網之后，因為網上辯論，發(fā)現自己在向理性底線不斷退卻的過程中，退到了一個叫做自由 主義的地方。其實從來沒有刻意在某一個陣營里安營扎寨，但是接下來的7年里，我發(fā)現自己在幾乎每一場政治辯論里、對每一件事物的看法里，都不斷回歸到這個立場，最后不得不承認這個立場對于我具有一種地心引力。

7年來，我已經從一個自在的自由 主義者變成了一個自為的自由 主義者。我并不比以前更反動，但是我的反動比以前更頑固。

順便說一句，自由 主義不是我的政治信仰，它只是我的政治底線。事實上自由 主義真正關心的只是底線問題，而其他主義者關心的大多是藍圖問題。

不是沒有過惶惑。過去7年，作為一個留學生中的右派，我漸漸意識到自己“雙重少數派”的位置。在中國留學生當中，我當然是少數派。但即使是在美國學界，我也時常處于少數派的位置上。7年來目睹了美國高校越來越被喬姆斯基這樣的極端左翼占領的氛圍，而我特別反感這樣的氛圍，反感喬姆斯基等恨不得把那些流氓 政權描述成詩情畫意的和諧社會的架勢。

我想我骨子里很可能是個新保守主義者。當我說我靈魂深處是個“老頭子”的時候，我指的“老頭子”是那個已經死了很久的，現在已經被媒體搞臭了的，據說是新保守主義鼻祖的猶太移民Leo Strauss。

7年過去，作為一個Leo Strauss的當代中國女文青版，我逐步克服了“雙重少數派”地位帶來的孤獨感。豈止克服孤獨感，簡直培育出了一股“我看你們能把我怎么地”的焦大感以及高爾基的海燕感。我不再需要有意識、無意識、潛意識的羊群心態(tài)。用北島老師的話來說：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7

如果我把過去7年的生活當作一個電影 ，放給7年前那個剛下飛機的女孩看，她會不會很失望呢？會不會失望到說：“啊，就這樣啊，那還是算了吧，我買張機票回去算了”？

來美7年，我最失望的一點，就是自己沒有如愿以償地愛上學術。只是出于路徑依賴，又一直從事著學術工作。不幸的是，對一件我并不熱愛的事情，我竟然還有一點天分，至少足以通過考試、論文答辯找到一份還算體面的工作。

最近老看幾個朋友打Texas Holden，發(fā)現了一個道理：抓到爛牌固然不幸，但更不幸的往往是抓到好牌，好但不是最好的脾。我的學術天分對于我，就是這樣一副好但不是最好的牌。

以前王小波對“反熵”行為表示欣賞時舉過一個例子。一個登山者解釋自己為什么愛爬山時說：“不為什么，因為這座山在這里。

這個備受王小波老師贊賞的回答在我看來卻非常地可笑。我為什么要讀博士呢？因為博士學位在那里？我為什么要出國呢，因為美國在那里？

2000年的冬天，有一天晚上，我曾經突發(fā)奇想給西岸某同學打電話，說：我想退學！我要考電影 學院！西岸同學當即給予了否定，為此我們大吵一架。

當然事后我并沒有去考電影 學院。我想究其原因，不過是因為我嫌先下這個山、再爬那個山，路途太遙遠而已。

可是有時候仍會暢想：What if？弗洛姆說，“逃避自由 ”是人的天性。在我看來，逃避自由 的表現就是：因為山在那里，所以我要爬山。

讀與延安整風相關的著作，讀來讀去，結論只是：一切洗腦的成功要旨，不過在于幫助人們逃避自由 。當一個體系能夠用邏輯自洽的方式替你回答一切問題、并且保證這些答案的光榮偉大正確的時候，的確，為什么還要去承受“肩負自由 的疲憊”呢？

這是一場多么不辭辛苦的逃跑啊，幾乎可以說是艱苦卓絕，從一個大陸 到另一個大陸 ，從另一個大陸 又到另一個小島。

曾經有人問我：你為什么總是那么焦慮呢？生活多么美好??！

另一個人則對我說過：你知道嗎？我有一種預感，你會越老越快樂的。我很想知道后面這位朋友的說法是否是對的，我想我還有大約40年的時間去發(fā)現答案。在尋找自己的旅途中，那個曾經總是揣著五六十美元的、聽不懂別人贊美的、想考電影 學院卻最終放棄的女孩，翻越千山萬水之后，又去了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