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時代》上那篇關于“自我一代”的報道，又看了各個方面的反應，寫一下讀后感。

那個報道對中國“80后”的描述很可能較偏頗甚至失實，對此應該“立場鮮明”的批判。但是我個人感覺這個報道對當今中國年輕人精神狀態(tài)的描述，是大體靠譜的：追求個人發(fā)展，不關心公共事務。不過我奇怪的是，難道這僅僅是所謂“自我一代”的精神狀態(tài)？這跟出生年代有重大關系嗎？就算是60年代出生的“文化熱一代”，現在有幾個在關心政治？就算50年代出生的“知青一代”，又有幾個人在關心公共問題？當年都是熱血沸騰過的呀。

事情其實也沒那么復雜，這跟“代際”沒有太大關系。制度讓關心政治的成本太高了，相比之下，個人發(fā)展的誘惑又太大了。作為“趨利避害”的動物，大部分人都選擇不關心政治，追求個人發(fā)展，不過是理性選擇而已，犯不著單拎出80年代出生的小孩苛責。

理解理性選擇是一回事，但是將這種理性選擇道義化，好像冷漠是一種美德，則是另一回事。在當今中國，關心政治的成本不單單是可能受到有關部門的關注，而且往往是整個社會的冷嘲熱諷。就好像一個長得特別漂亮的女孩出現在一個丑女成堆的房間里，她的出現立刻會引起丑女的警覺和反感一樣，一個關心權力和權利的人往往會引起那些冷漠的人的警覺與反感，“這人是不是有病??？吃飽了撐的！搞政治投機吧？野心家！出風頭！”或者不這么極端，其警覺與反感表現為對維權人士的道德水準和智力水平驚人的苛刻，拿放大鏡照他們“弱智”、“投機”的蛛絲馬跡，但是對另一些人卻表現出驚人的寬容和理解，“他們也不容易啊……”

所以在當今的中國，真正關心政治，是王小波所說的“反熵”行為。對了，我說的“關心政治”，并不是指關心某領導人 最近又親切接見誰了，或者某美女 到底與某領導什么關系。我記得我上中學時，同學們寫的思想匯報中常常有這么一句；我很關心國家大事，經?？茨撑_某報……拜托，那不是關心政治，那是關心宣傳。還有人曾經跟我說：你連那誰誰誰是誰誰誰的人都不知道，你不是研究中國政治的嗎？嗯，我是不知道誰誰誰是誰誰誰的人，我還不知道莫文蔚現在在跟誰談戀愛呢。把政治關心成八卦，關心成宮廷秘錄，而且明明天高皇帝遠還說得繪聲繪色，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色。事實上中國正史的寫法，就有點八卦集錦的意思。但真正關心政治，不是關心領導人 的起居和病歷，而是關心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是關心“事件”，是關心正義。

亞里斯多德說：“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就是說，人類對公共生活的關心和參與是人類的本能和人性。政治并不比我們去春游野炊時大家自發(fā)討論分配誰帶水、誰做飯、誰洗碗、怎么分攤費用更高深或者更丑惡，但是，在今天，這種天然的、自發(fā)的人類本能成了“反熵行為”。就是說，在一定意義上，只有非理性的“神經病”才會關心政治。

這是一個無奈的現實，但是不斷有人跳出來說，“我們憑什么要關心政治？就愛吃喝玩樂自己掙錢自己花怎么了？！”當然，享樂主義是人權，誰也無權干預。但是千萬不要以為“政治冷漠”就是沒有政治態(tài)度，冷漠就是你的態(tài)度。更重要的是，享樂主義得以存在，是有一系列公共制度的前提的，而這些前提是政治斗爭的結果。以為私人生活與政治沒有關系的人，忘記了私人領域從邊界的界定到秩序的維護都是政治問題。難道60年代全中國人穿灰黑藍和今天大家穿得花枝招展僅僅是“個人品位”的不同？今天的中國從房價、到學術腐敗、到電話費、到你在醫(yī)院要排多久的隊、到奴工、到孩子上學、到交 通……哪一個歸根結底不是“政治問題”？那些“我就是我，去他媽的政治”的說法，就像是“我就是我，去他媽的空氣”一樣，貌似充滿個性，其實無比滑稽。我理解在一個關心政治成本太高、追求個人發(fā)展動力很大的時代里大多數人的政治冷漠，但是我不能理解為這種冷漠而感到的洋洋得意。

在一個網友的博客上看到發(fā)問“美國年輕人關不關心政治”？說實話，我個人的觀察是，歪少在我所待過的兩所大學里，美國年輕人非常關心政治。我給國內刊物寫的時政專欄里，至少有五篇提到大學生對政治的參與，一篇提到美國大學生以志愿者的身份積極參加助選；一篇寫大學生在非法移民問題上對右翼演講者抗議示威，一篇寫哈佛大學生為本校被解雇的清潔工發(fā)出呼吁；一篇提到大學生組織在全球變暖問題上的積極行動；一篇提到大學生對教授的“反猶言論”向校方控訴。最近一篇提到在蘇丹達爾富爾屠殺 問題上，幾百個學生發(fā)起“向本州議員施壓”的活動。我在哥大校園的主干道上，時不時看到各種學生組織或者發(fā)起的活動，比如抗議以色列政府的活動、紀念二戰(zhàn)中猶太死者的活動、爭取助教加入工會權的示威……走在哥大附近的大街上，經常時不時就有學生模樣的人，拿著小本走過來問我：“你想拯救北極熊嗎？或者“你想趕布 什下臺嗎？”……

當然我不想用“個人覺悟”來解釋這些。政治環(huán)境不但解除了他們被打壓的咒符，而且?guī)韺W生政治團 體的繁榮。這些團 體的存在及其在學生中“代代相傳”，無形中為年輕人參與政治提供了“基礎設施”。就是說，你不需要自己點火柴摸黑找路去參與政治，而且一不小心撞到了槍口上，在那個社會，參政的“高速公路”都修到了你家門口，而且到處路牌清清楚楚，你一踩油門就成了公共生活的一分子。

至于有人在讀了“Me Ceneration”一文后得出那個結論說“西方媒體就愛報道中國的負面新聞”，我覺得這是典型的“謊言重復了一千遍就變成了真理”。首先，西方媒體上肯定中國經濟發(fā)展成就的文章比比皆是。

其次，西方媒體對自己國家、政府的“負面報道”也比比皆是。在哈佛有一次參與一個中國學者的報告，她為了證明美國媒體如何“妖魔化中國”，說：“從××年到××年，紐約時報關于中國攻府的負面報道占據了一半以上……”我當即提問：“那你統(tǒng)計了同一時期紐約時報對布什政府的負面報道占了多少嗎？更重要的是，你統(tǒng)計了同一時期，美國社會的問題和中國社會的問題是幾比幾嗎？”

“妖魔化中國”這個命題的出現，隱含的前提還是那種把報紙當成政府宣傳工具的思維。負面的事故容易成為新聞，而新聞只管真實不真實，你管它好話壞話的比例干嗎呢？統(tǒng)計這種比例，多怨婦啊。這種被迫害妄想癥一旦流行起來，還越來越理直氣狀了。既然新聞媒體的職能之一是監(jiān)督政府，負面報道對于政府也許不是好事，但是對于社會難道不是一件好事嗎？就是在中國內部，關于孫志剛、Sars，黑窯工這種“負面新聞”不恰恰是“幫助”政府糾正了很多社會問題嗎？你去讀讀文革或者大躍進期間的中國報紙，一點也不“妖魔化中國”，So what?

扯了這么多，我想說的是，也許《時代》上那篇文章關于某些個人的報道有失水準，但是如果大家讀到那篇報道之后想到的僅僅是如何“反思西方媒體”，而不是我們自己的社會和政治，在我看來，實在是避重就輕。當然，避重就輕是皆大歡喜的必由之路，作為一個熱愛皆大歡喜的社會，我們又取得了一次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