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記憶中這是唯一一個我主動看第二遍的電影 。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簡單：看第一遍時太囫圇吞棗了，沒留心一個關鍵問題，那個“壞人”是怎么變成“好人”的。確切地說。我很想知道一個腐朽大廈的倒塌，是從哪個裂縫開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節(jié)已經眾所周知：1984年，東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監(jiān)聽一個劇作家Georg，結果他不但沒按計劃搜集該作家的反動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愛情和勇氣所打動，最后背叛組織暗中救助了他。

帶著清晰的問題意識再看第二遍，我遺憾地發(fā)現，導演其實根本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壞人”并沒有“變好”，他簡直從來就是好的。電影 開始不久，在其上司Crubitz表示要通過監(jiān)聽搞倒誰誰誰時，他就問：“難道這就是我們當初為什么加入組織？”一個竟然追問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個好的秘密警察。在聽Georg彈貝多芬時，他竟被感動得淚流滿面。一個追問為什么的人，以及一個多愁善感的人。所以該片最大的問題似乎并不是“壞人”怎么變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許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壞事”。Wiesler在成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勞模。如果他可以勞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應該也可以這樣勞模下去；如果他會那么輕易被監(jiān)聽對象所打動，那么他也不可能這樣勞模20年。

電影 里真正的“壞人”似乎只有兩個，一個是部長Hempf，另一個是警察頭子Crubicz。區(qū)區(qū)二人可以對這么多人的命運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原因就在于“他們”把“你們”也變成了“他們”。他們以保衛(wèi)國家的名義吸納了無數秘密警察，他們發(fā)展藝術家中的內奸，他們逼迫Christa告密，他們讓Georg們保持沉默……如果沒有“你們”，“他們”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們”又是誰呢？“你們”可能周末帶孩子去父母家盡享天倫之樂，“你們”路上看到車禍可能會打911幫助呼救，“你們”可能看到電視劇里壞人欺負好人時氣憤填膺，然而你們在做著這一切的同時，也會像Wiesler那樣爬到別人的樓頂閣樓上——當然不僅僅閣樓，還有可疑分子家門口，單位，言論的字里行間——說：看，這個混蛋，竟然拿民主 德國的自殺率來做文章，把他給抓起來！

“他們的信念是什么？”有一次我試圖和一個朋友討論這個問題：“他們怎么說服自己，一個人把一件事情誠實地說出來，就應該被抓起來？真的，他們是怎么說服自己的？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喪。他們怎么能夠在竊聽 騷擾跟蹤襲擊迫害誠實正直的人之后，一轉身，對自己的孩子說：孩子，你要做一個好人。

那個朋友說：“不需要信念，就是個趨利避害的本能”。

我還以為道義感羞恥感內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這個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拒絕被徹底機器化，羞恥感猶存。電影 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憐，一個人住冷冰冰的單身公寓，在電梯里被小孩子當面罵成“壞蛋”，招來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半個小時。而現實生活中，那些變成“他們”的“你們”，可能過得比誰都好：他們在飯桌上談笑風生，在親友中春風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也正因此你們還在趨之若鶩地變成他們。

如果該電影 展示的是1984年東德現實寫照的話，那么5年之后的巨變一點都不奇怪。當電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啞口無言時，只能說這個社會已經變心了。事實上從故事情節(jié)來看，當時東德的控制手段已經貧乏到完全依靠脅迫：聽不聽話？不聽我就讓你沒飯吃。當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治手段已經貧乏到僅剩脅迫時，它就氣數將近了。我們從小就說物質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也許歷史唯物主義偶爾也會走神，物質基礎也會被上層建筑拐跑。至于上層建筑又是如何變心的，那個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從“他們”轉變成“我們”的，電影 沒有說清，我沒有找到答案，看來還得接著找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