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是美國曾竭盡全力與之戰(zhàn)斗過的最異特的外敵。我們在其他任何一次與強敵的戰(zhàn)爭中都未曾需要顧及如此截然不同的行動與思想習 性。同在我們之前的沙俄于1905年遇到的情況一樣，我們與之作戰(zhàn)的是一個全副武裝、訓練有素的民族，他們不屬于西方文化的傳統(tǒng)。已被西方人視作人類自然習 性的那些戰(zhàn)爭規(guī)范對日本人來說顯然是不存在的。這就使得太平洋上的戰(zhàn)爭面臨的不僅僅是從一個島到另一個島的灘頭登陸戰(zhàn)，也不僅僅是棘手的后勤供應問題。我們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了解敵人的習 性。我們必須理解他們的行為舉止，以便同他們打交 道。

困難是很大的。在日本的鎖國政策【1636年，日本的江 戶幕府為了徹底禁止基督教傳入日本，并割斷西南諸藩同外國的貿(mào)易，頒布了一系列鎖國令，開始了日本歷史上長達二百多年的鎖國時代。1854年3月，美國強迫日本幕府簽訂了《日美親和條約》，日本被迫開埠通商?！g注】被打破后的75年間，人們往往用一連串“但是，又……”這種極為離奇的措詞來描寫日本人，而對其他任何一個民族卻從沒有使用過這種描述手法。一位嚴肅的觀察家描寫日本人以外的其他民族時，如說他們禮儀超群，他就不大可能再加上“但是他們又目空一切，妄自尊大”這類話。當他說某個民族行動舉止極為刻板時，也不會再補充說“但是他們也很善于適應激進的變革”。當他說某個民族馴順時，他不會再去說明一下“但是他們不習慣于服從自上而下的控制”。當他說他們忠實而又寬宏大度時，他不會再說“但是他們不可信賴，心懷叵測。”當他說他們本性勇敢時，他不會再去詳細描述他們的膽怯。當他說他們的行動不顧忌他人的評判時，他不會隨之又說他們確實具有強烈的內(nèi)在良心。當他描繪他們的軍隊具有機器人一樣的紀律時，他不會接著又描述那支軍隊里的士兵如何不服管束，甚至違抗上司。當他描寫一個民族熱衷于西方學問時，他不會再不厭其煩地敘述他們的強烈保守性。當一個人撰書描寫一個普遍愛美的民族，描寫他們?nèi)绾纬绨菅輪T和藝術家，在菊花栽培方面如何講究藝術時，一般也不會再去寫另一部書來補述該民族是如何崇拜軍刀、崇尚武士的最高榮譽的。

但所有這些矛盾的說法正是敘述日本的書籍的經(jīng)緯。它們是真實的。菊花和刀兩者都是這幅畫中的一部分。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愛美，既蠻橫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適應性，既順從又不甘任人擺布，既忠誠不二又會背信棄義，既勇敢又膽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這一切相互矛盾的氣質(zhì)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現(xiàn)出來的。他們非常關心別人對他們的行動的看法，但當別人對他們的過錯一無所知時，他們又會被罪惡所征服。他們的士兵非常守紀律，但也不很順從。

在理解日本對于美國來說已變得非常重要的時刻，對上述這些矛盾以及同樣顯得亂哄哄的其他許多情況是不能不屑一顧的。嚴峻的局面正接踵而來，呈現(xiàn)在我們的面前。日本人將會干些什么？能否不進攻日本本土就使其投降？我們是否需要轟炸皇宮？我們對日本戰(zhàn)俘能指望些什么？對日本軍隊以及日本本土的宣傳中，我們應該怎樣說才能少犧牲美國人的生命和削弱日本人戰(zhàn)斗到最后一個人的決心？在第一流的日本通之間存在尖銳的意見分歧。當和平來臨之際，日本這個民族需要用持久的軍管法才能使其遵守秩序嗎？我們的軍隊必須準備在日本山中的每個要塞里與頑抗到底的死硬分子作殊死戰(zhàn)斗嗎？先得在日本發(fā)起一場像法國革命或俄國革命那樣的革命，才有可能實現(xiàn)國際和平嗎？誰來領導這場革命？是否應把日本人滅絕掉？我們對這些問題的判斷分歧極大。

1944年6月，我奉命研究日本，受托利用我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所能利用的一切技巧來說明日本人是怎樣一個民族。那年的初夏，正是我國對日本的巨大攻勢剛剛開始顯示其真正威力的時候，在美國，人們依然一如既往地議論著對日戰(zhàn)爭也許將延續(xù)三年抑或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在日本，人們則議論說戰(zhàn)爭將延續(xù)一百年。他們說，美軍贏得的是局部勝利，新幾內(nèi)亞和所羅門群島離日本本島還有數(shù)千英里。日本的正式公報幾乎從未承認過海軍的失敗，日本國民仍然一味認為自己是勝利者。

但是，到6月形勢開始變化了。歐洲開辟了第二戰(zhàn)場，過去兩年半中最高統(tǒng)帥部將歐洲戰(zhàn)場置于優(yōu)先考慮的地位，現(xiàn)在沒有這種必要了。對德戰(zhàn)爭已勝利在望。在太平洋方面，我軍已在塞班島登陸，這是一個預示日本最后失敗的大戰(zhàn)役，從此以后我軍日益進逼日軍。而且從新幾內(nèi)亞的瓜達爾卡納爾島、緬甸的阿圖、塔拉瓜和比亞克的戰(zhàn)斗經(jīng)驗中，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是在同一個極其可怕的敵人作戰(zhàn)。

因此，在1944年6月，回答有關我們的敵國日本的許多問題就很重要了。不管問題是軍事的或外交 的，也不管是由最高政策引起的，還是由扔向日本后方的傳單所引起的，每一種見解都是重要的。在這場和日本所打的總體戰(zhàn)中，我們所要知道的不僅僅是東京當權者的目的和動機，不僅僅是日本的悠久歷史，不僅僅是軍事和經(jīng)濟的統(tǒng)計資料，我們必須知道他們的政府可能指望從國民那里得到多少支持。我們必須試圖去理解日本人的思想感情、習慣和這些習慣的表現(xiàn)“模式”。我們必須知道在他們的行動和看法背后存在著什么樣的強制力。我們必須將自己作為美國人而據(jù)以行動的前提暫且置于一邊，盡可能不要輕易地迅速得出不費氣力的結論，認為在某種特定的情況下，我們會怎么干，他們也會怎么干。

我所承擔的是一個非常棘手的課題。美國和日本還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在戰(zhàn)爭期間一味譴責敵方是容易的。但要看出敵人通過他們的眼睛是怎樣看待人生的，那就遠為困難了?？墒俏覀兎堑眠@樣去做不可。問題是日本人將怎樣行動，而不是一旦我們處于他們的地位將怎樣行動。我必須試著把日本人在戰(zhàn)爭中的行動看作是一種有助于我理解他們的“本錢”，而不是作為一種“債務”。我必須觀察他們從事戰(zhàn)爭的方法，還暫時得把它看作只是個文化問題，而不是軍事問題。日本人戰(zhàn)時也同和平時期一樣，是按自己的秉性行事的。那么，從他們處理戰(zhàn)爭的方法中可以看出哪些顯示其生活和思維方式的特殊征候呢？日本領導人 煽動好戰(zhàn)情緒的方法、安定驚惶國民的方法以及戰(zhàn)場上的用兵方法——所有這些都顯示了他們自認為可以利用的力量是什么。我得尋蹤于戰(zhàn)爭的種種細節(jié)，以便看清日本人是怎樣一步步在戰(zhàn)爭中暴露自己的。

但是，美日兩國正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這一事實對我極為不利。這意味著必須放棄文化人類學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實地調(diào)查。我無法到日本去，無法生活在日本人家里觀察他們?nèi)粘Ｉ钪械母鞣N活動，讓我親眼區(qū)別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我無法觀察他們在作出某一決定時的復雜過程；我也無法看到他們撫育教養(yǎng)孩子的過程。約翰?恩布里的《須惠村》是一位人類學家對一個日本村莊進行實地研究的成果，非常有價值。但是，1944年我們已經(jīng)面臨的有關日本的許多問題在寫那部研究著作時還沒有成其為問題。

雖然有上述這些巨大的困難，但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我自信具備著某些可資利用的研究方法和必需的條件。至少我不必完全放棄人類學家非常重視的研究方法，即同被研究的對象進行面對面的接觸。我們國家里有許多在日本長大的日本人，因此我可以向他們詢問他們所經(jīng)歷過的那些具體事實，從中發(fā)現(xiàn)他們是如何判斷這些事實的，用他們的描述來填補我們知識中的許多空白。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我認為這是理解任何文化都必不可缺的。另外一些研究日本問題的社會科學家利用圖書館，分析過去的事件或統(tǒng)計，追蹤日本書面和口頭宣傳中的變化。我相信他們所要尋找的答案有許多是植根于日本文化的規(guī)則和價值之中的。因此，同那些曾經(jīng)真正生活在日本文化中的人一起來探討日本文化，我們就能夠更加完滿地發(fā)現(xiàn)這些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