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名譽的“義理”是保持人的名譽不受玷污的本分?！傲x理”是指一系列的美德，其中有些在西方人看來是互相對立的，然而在日本人看來卻是完全一致的，因為它們是人的本分，并不是因為受人恩惠而作出的報答，它們不屬于“恩的范疇”。它們是保持自身名譽清白的行為，并非報答他人過去的特殊恩惠。因此，遵守“適當位置”所要求的繁瑣禮儀，遇到困苦而持淡泊寡欲的處世態(tài)度，維護一個人的職業(yè)或行業(yè)的聲譽等均屬于此。對名譽的“義理”也要求在受到誹謗或侮辱時有所行動，誹謗使一個人的名譽受損，必須洗刷?；蛟S必須對毀損自己名譽的人實行報復，或許必須自殺，在這兩種極端的行動之間又有各種可能采取的行動。但是一個人對損壞名譽的事是不會聳聳肩即善罷甘休的。

我在此稱為“對名譽的義理”的東西，日本人對此并無一種專門術語。他們只是簡單地把它描述為是一種不屬于“恩”范疇之內(nèi)的“義理”?！睉谶@個基礎上來分類，而不能根據(jù)下列事實來分類：對社會的“義理”是一種報答善意的義務，對名譽的“義理”主要是復仇。在西方各種語言里，兩者是分屬于感恩與復仇兩個截然相反的范疇的，而日本人是沒有這種印象的。為什么不能把對別人的善意作出反應時的行動與對別人的侮辱或惡意作出反應時的行動歸之于同一種德行呢？

在日本確實如此。一個有德之人對他所受的恩惠與侮辱都具有同樣強烈的感受。不論在哪一種情況下，回報都是道德高尚的表現(xiàn)。他并不像我們那樣對兩者作出區(qū)分，把一種行動叫做侵犯行動，把另一種行動叫做非侵犯行動。在他眼里，侵犯行為，僅僅是指“義理范圍”之外的那種行為。一個人只要遵守“義理”，洗刷自己受污的名聲，他并不會犯侵犯之罪。他只是在償還債務，結(jié)清賬目。日本人說，只要侮辱、誹謗或失敗沒有得到報復或被清除，“世道便不公平”。有德之人必須努力使世界重新恢復平衡狀態(tài)。報復是人的美德，而不是人性固有的惡習 。對名譽的“義理”，即便是像日本那種在語義上同感激和忠誠聯(lián)在一起的“義理”，在歐洲歷史上的某個階段也曾經(jīng)是一種西方人的美德。文藝復興時期，特別是在意大利，這種美德曾大放異彩。這同西班牙黃金時期的“西班牙人所看重的勇氣”和德意志所重視的“名譽”有許多共同之處。一百年前在歐洲盛行的決斗習慣中也潛伏著與此非常相似的動機。不管什么地方，無論是在日本還是在西方各國，只要盛行這種力圖洗清一個人的名譽所蒙上的污點的美德，那么這種美德的最根本之點始終就是它超越于任何物質(zhì)利益。一個人越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家業(yè)、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生命的榮譽而作出犧牲，就越被視為有德之人。這是這種美德的含義的一部分，也是這些國家經(jīng)常聲稱這是一種精神價值的根據(jù)。這確實給他們帶來巨大的物質(zhì)損失，也難以從得失角度證明其合理性。這兒存在著一個強烈的對比，一方面是這樣的名譽觀念，另一方面是美國生活中存在的你死我活的競爭和赤裸裸的仇恨；在美國，可能在某些政治與經(jīng)濟交 易中雙方都不受任何限制，但是這是一場獲取或保持某種物質(zhì)利益的戰(zhàn)爭。只有在一些例外的情況下，例如在肯塔基山中的家族世仇中，榮譽感才占了優(yōu)勢，才可以歸于對名譽的“義理”這個范疇。

但是，對名譽的“義理”，以及在任何文化中隨之而來的一切敵視情緒和互相戒備的態(tài)度，并不是亞洲大陸 特有的德行。這也不像人們所說的那樣是東方德行，中國人沒有這類德行，暹羅人沒有，印度人也沒有。中國人把對侮辱與誹謗的過分敏感視作是“小人”——道德上渺小之人——的特征，不像在日本那樣，這并不是他們理想的高尚品性的組成部分。在中國人的倫理觀念中，一個人突然對他人施加暴力是錯誤的，為了回敬別人的侮辱而肆意行暴也不對。他們認為如此神經(jīng)過敏似乎有點滑稽。在被別人中傷時，他們也不進行反擊，不去用盡可能寬厚大度的舉止來證明誹謗是毫無根據(jù)的。在暹羅人那里根本就找不到這種對侮辱的過敏反應。他們像中國人一樣很認真地使誹謗者成為可笑的人，但不會認為自己的名譽已受到損害。他們說“使對手顯示其獸性的最好辦法是對他退讓”。

如果不把包含于對名譽的“義理”之中的種種非侵略性品德考慮在內(nèi)的話，就不能理解日本的對名譽的“義理”的全部含義。復仇僅僅是有時候所要求具有的品德之一?！傲x理”還包括許多穩(wěn)重與溫 和的行動。對自尊心很強的日本人來說，禁欲主義即自我約束也是對名譽的“義理”的一部分。女人在分娩時不可大聲喊叫，男人也必須不畏痛苦和危險。當洪水沖來淹沒日本人的村落時，每個有自尊心的人就各自收集起必須帶走的物品，去尋找地勢比較高的地方，既不喊叫，也不亂奔亂跑；不顯露出驚慌失措的樣子。當秋分前后的風雨變成狂風暴雨時，日本人也同樣能自我控制。這樣的行為在日本是一個人的自尊心的一部分，即便估計他可能做不到這種事。他們認為美國人的自尊心并不要求自我控制。在日本越有身份的人越得注意自我約束。因此，在封建時代對武士的要求高于對平民的要求。但是這種德性是各個階級的人所共有的生活準則，盡管要求較不嚴格。假如要求武士能極度地忍受肉體上的痛苦，那么平民也必須極其順從地忍受攜帶武器的武士的攻擊。

關于武士的禁欲主義流傳著許多有名的故事。他們不得向饑餓屈服，但這是不值一提的區(qū)區(qū)小事。他們受到訓誡即使在饑腸轆轆之時也得裝出一副剛剛用膳完畢的樣子，還得用牙簽剔剔牙縫。有諺語說：“雛鳥才以鳴求食，武士只能用牙簽剔牙縫?！痹谝酝膽?zhàn)爭中這成了服役士兵的軍人格言。他們必須不為傷痛所征服。日本人的態(tài)度就像一個童子兵回答拿破侖的問話時一樣：“負傷了嗎？不！陛下，我已被殺死了?！蔽涫恐敝了蓝疾粦@出痛苦的樣子，他必須毫無畏懼地忍受痛苦。據(jù)說1899年謝世的勝伯爵【即勝海舟（1813～1899），江 戶末期的幕臣，明治維新后歷任海軍卿、樞密顧問官等職。——譯注】在幼時睪丸曾被狗咬破。他出身于武士家庭，不過其家庭已一貧如洗。醫(yī)生給他做手術時，他的父親拿刀子對著他的鼻子說：“你敢哭一聲，我就讓你不恥于武士地去死?！?

對名譽的“義理”還要求一個人過合乎其身份的生活。如果一個人不遵守這種“義理”的話，他就無權得到人們的敬重。在德川時代這就意味著他得接受取締奢侈令所規(guī)定的一切細則作為他自尊自重的守則的一部分，該項法令對他吃穿用的每一件事都作了具體規(guī)定。美國人極其厭惡這種根據(jù)世襲的階級地位來規(guī)定這些事情的法律。在美國，自尊自重是與提高自身地位密切相關的。一成不變的節(jié)儉法令是與我們社會的根本基礎不一致的。德川時代的法律使我們十分吃驚，竟然規(guī)定某個等級的農(nóng)夫只能為其孩子購買茶一種偶人，而另一等級的農(nóng)夫則只能買另一種不同的偶人。在美國，我們運用另一種不同的制約辦法，也得到了同樣的結(jié)果。工廠老板的孩子有一套電動火車，佃農(nóng)的孩子有玉米棒制成的偶人就已滿意了，我們沒有異議地接受了這樣的事實，我們承認收入上的差別，并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掙得高薪是我們自尊自重體系中的一部分。如果擁有哪一種偶人是由收入的高低而定的話，這并不違反我們的道德觀念。有錢人買比較好的偶人給孩子。在日本，發(fā)財致富被視為一種虧心事，而保持自己的適當身份則被視為好事。甚至今天，不論是窮人還是富人，都以遵奉等級制的習慣來確保自尊心。這種德性在美國是看不到的。法國人德?托克維爾已于19世紀30年代在前引書中指出過這一點。德?托克維爾生于18世紀的法國，盡管他對建立在平等原則之上的美國給予了寬厚的評論，但他卻熟悉并喜歡貴族制的生活。他說，美國盡管有其它己的種種德性，但缺少真正的尊嚴。“真正的尊嚴總是與各人保持適當?shù)纳矸莸匚幌嚓P的，既不太高，也不太低。無論是王侯，還是農(nóng)夫，同樣都是可以做到的?！钡?托克維爾是能夠理解日本人的態(tài)度的。日本人認為階級差別本身不是有失體面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