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殺人兇手，我也可根據(jù)情由給予原諒。但對于嘲笑，毫無加以辯解的余地。”因為“原諒”不是正確的態(tài)度。對誹謗唯一可行的反應(yīng)便是報復(fù)。牧野以到達美國的行動洗刷了污名，但在受辱或失敗的情況下，報復(fù)作為“善行”在日本傳統(tǒng)中占居重要地位。以西方讀者為對象的日本著作家有時運用豐富多來的修辭手段來描述日本人對報復(fù)的態(tài)度。新渡戶稻造是日本最富博愛心的人之一，但他在1910年撰寫的著作中曾說道：“在報復(fù)中有某種滿足我們正義感的東西。我們的報復(fù)觀念同我們的數(shù)學技能一樣嚴密，在方程式的兩邊都求出之前，我們不能擺脫一種還有什么余下未做的感覺?！薄拘露蓱舻具x：《武士道，日本的靈魂》，1900年，第83頁?！ⅰ繉鶄}由三郎在一部名為《日本的生活與思想》的著作中把報復(fù)與日本一種獨特的習慣相類比，他寫道：

“日本人的許多所謂心理特殊性起因于對潔凈的喜好以及相應(yīng)的對污穢的忌諱。請問，除此之外還能有什么其他的說明？因為我們實際上所受的教育使我們習慣于把對家族名譽和民族自豪感的侮辱看作污穢與創(chuàng)傷，若不通過申辯加以徹底洗刷，就不會潔凈與愈合。你不妨把在日本公私生活中可空見慣的仇殺案件看作講究潔凈因而形成潔癖的民族所沐的晨浴。”【岡倉由三郎：《日本的生活與思想》，倫敦，1913年，第17頁?！ⅰ克^續(xù)說道，這樣，日本人便“過著一種一塵不染的潔凈生活，如同盛開的櫻花一樣清新美麗。”換言之，這種“晨浴”洗去別人扔在你身上的污穢，只要還有一點污穢粘在你身上，你就不能說是一個有德性的人。日本人并無如此教導(dǎo)人的倫理：一個人除非自己認為受辱就不可能受辱；只有“一個人自己所做的事”才會玷污他自己，別人對他所說與所作的一切都不會玷污他。

日本的傳統(tǒng)不斷地把這種仇殺“晨浴”的理想展示在一般民眾面前。無數(shù)的事件與英雄故事是盡人皆知的，其中最流行的就是《47浪人的故事》。這些故事被選入學校教科書，在劇院里演出，拍攝成現(xiàn)代電影 ，印成通俗出版物。它們是今天日本生氣勃勃的文化的一部分。

這些故事當中有許多講的是對仍然失敗的神經(jīng)過敏。例如。有個大名叫三個家臣說出某把寶刀的制造者，他們?nèi)吮娬f紛紜，于是請來專家，才得知名古屋山三是唯一猜中那把刀的制造者是村正的人。鑒定錯了的另外兩人感到這是一種侮辱，開始伺機加害山三。兩人中的一人乘山三熟睡之時用山三自己的刀插入他的身體，但山三卻活下來了。于是，襲擊山三的人此后就專事報復(fù)。最后他終于殺死山三，從而盡了他的“義理”。

其他一些故事講的是對自己的主君有必要進行報復(fù)的事。在日本的倫理中，“義理”既意味著家臣對主君至死不渝的忠誠，同時也意味著當家臣感到被主君侮辱時突然對主君產(chǎn)生的極度憎恨。在有關(guān)德川第一代將軍家康的傳說故事中就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家康家良中的一人聽說家康曾說他“是一個將被刺在喉嚨的魚刺鯁死的家伙”。這種說他不會莊重地死去的誹謗是忍無可忍的，這個家臣發(fā)誓至死不忘這個恥辱。當時正值家康新定江 戶（東京）為首都，推行統(tǒng)一全國大業(yè)之時，敵人尚未徹底掃蕩干凈。這個家臣向敵對的諸侯表示，愿從內(nèi)部放火燒毀江 戶。這樣他就可盡到“義理”，實現(xiàn)對家康的報復(fù)。西方人對日本人忠誠的議論大多是隔靴搔癢，因為他們沒有認識到“義理”并非僅僅限于忠誠，它在某種場合也是教人叛逆的德行。就像他們說的，“挨打的人謀叛”，受辱的人也同樣如此。

歷史故事中出現(xiàn)的兩個主題——在自己錯了的時候向正確的人報復(fù)，甚至向誹謗自己的主君報復(fù)——在日本的著名文學作品中是老生常談的主題，而且被描寫得異彩繽紛。但如若人們查閱一下當代的傳記、小說和現(xiàn)實的事件就會發(fā)現(xiàn)，日本人雖在古代故事中對報復(fù)大加贊賞，但今天實際進行報復(fù)的事例卻同西方各國一樣少見，也許比西方各國還要罕見。這并不意味著對名譽耿耿于懷的態(tài)度比以前減弱了，而意味著對失敗和誹謗的反應(yīng)是更多地趨向防御，而不是攻擊。日本人對待恥辱的態(tài)度仍像以往一樣認真，但恥辱越來越經(jīng)常地使他們束手忍辱而不是挑起爭斗。在明治以前那無法無天的時代，人們?yōu)閳髲?fù)而進行直接攻擊的可能性較大。到了近代，要維持比以前更趨于相互依存的經(jīng)濟是如此困難，加上法律和秩序的約束，于是報復(fù)也變得秘密或深藏于人們自己的心中了。就像讓仇敵吃糞便這個古老的傳說那樣，有人會不露聲色地略施詭計來悄悄地對仇敵施行報復(fù)。這個故事的主人公在美味佳肴中摻入難以察覺的糞便，然后拿給仇敵吃，看其對手是否察覺了?？腿送耆珱]有察覺。但是，即使是這種秘密的攻擊，在今天也變得比對自己的攻擊更少了。當攻擊轉(zhuǎn)向自身時，人們有兩種選擇：或是將此作為一種刺激，促使自己去實現(xiàn)“不可能”的事，或是讓它去吞噬自己的心。

日本人容易因遭到失敗、誹謗和排斥而受創(chuàng)傷，因而極易自尋煩惱而不是使他人煩惱。日本小說一再描寫近幾十年間有教養(yǎng)的日本人常常難以擺脫的憂郁與狂怒不斷交 替助心理困境。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有厭倦情緒。他們厭倦生活，厭倦家庭，厭倦城市，厭倦鄉(xiāng)村。但這并不是打算去攬月摘星的煩惱，對意欲攬月摘星的人來說，一切努力與其心目中勾畫的偉大目標相比都顯得微不足道。這并不是現(xiàn)實與理想大相徑庭造成的厭倦。當日本人夢幻到偉大使命對，他們便會擺脫厭倦情緒。不管目標多么遙遠，他們都會完全地、不留痕跡地擺脫這種情緒。這種日本人特有的厭倦是過分易受創(chuàng)傷的民族的疾病。他們對于遭到按斥覺得恐怖，把這種恐怖深深地理到心底里去，從而使自己進退維谷。日本小說中描繪的厭倦與我們在俄羅斯小說中所熟悉的厭倦是完全不同的心理狀態(tài)，在俄羅斯小說中現(xiàn)實世界與理想世界的巨大差別是主人公經(jīng)歷過的全部厭倦的基礎(chǔ)。喬治?桑索姆爵士曾說日本人缺乏這種現(xiàn)實與理想對立的感覺。他并不是以此說明日本人的厭倦的基礎(chǔ)，而是說明日本人怎樣系統(tǒng)地提出他們的哲學和對人生的一般態(tài)度。確實，與西方人根本觀念的這種差異遠遠超出了這兒所論述的特殊例子，但它與日本人難以擺脫的憂郁有著特別深刻的關(guān)系。作為一個喜好在小說中描繪厭倦的民族，日本與俄國并駕齊驅(qū)，而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美國小說不大涉及這一主題。美國的小說作家把作品中人物的悲慘遭遇歸咎于性格的缺陷或兇殘世界的打擊，他們極少描繪單純的厭倦。當寫某人不能與周圍環(huán)境協(xié)調(diào)相處時，必然會寫出其原因及形成過程，以引起讀者對男女主人公身上的某種缺點或社會制度中的某種邪惡進行譴責。日本也有對城市里絕望的經(jīng)濟狀況和捕魚船上發(fā)生的可怕事件加以譴責的無產(chǎn)階級小說，但在日本的性格小說所展示的世界里，正如一位作家所說，人們的情緒總是像飄移的毒氣一樣倏忽即至。無論是小說中的人物還是作家，都不認為有必要分析環(huán)境或主人公的生活經(jīng)歷以說明明云產(chǎn)生的原因。它忽來忽去，人們則易受創(chuàng)傷。他們把古代故事中的主人公施加于敵人的攻擊轉(zhuǎn)向內(nèi)心，而其消極情緒在他們看來似乎并無明顯的原因。他們可能抓住某一事件作為憂郁的原因，但這一事件給人留下的奇特印象是，它不過是一種象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