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
　　一九八二年，臺北最大的一家報社舉辦一連數場的講演，邀我參加。我擬定題目：“丑陋的中國人”，想不到立刻就被打回票，主持人告訴我說：“中國人有什么丑陋的？你關住門說給自己聽吧！”結果不聲不響，就把我從名單里開除。
　　一九八三年，位于臺中的東海大學學生自治會，邀我講演，我講的題目仍是“丑陋的中國人”。自治會主席問我能不能改一下題目，我說：“再改仍是丑陋的中國人”。他請示訓導處，同意名字可以不改，但內容不要太過分。我當然遵命，但有一個請求，就是給我一個完整的錄音帶。學校答應的聲音如雷貫耳。講演那天，進到大禮堂，發(fā)現前四五排，坐的全是軍事教官。會場雖然擠滿了學生，氣氛卻顯得肅殺。講完之后，大家依例鼓掌。過了十幾天，學校把錄音帶寄來。放在錄放音機播出：“各位長官、各位同學……”接著是一片寂靜，惟一聽到的是帶子旋轉聲，原來是一卷空白，所有的講詞，全被洗掉，多少有點傷感。對付我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出獄不久、狼狽不堪的專欄作家，一個堂堂大學堂，竟用這類小動作相待。我是這么重要嗎？我不認為我是這么重要。但既然連一個大學堂都認為我很重要，我想我大概是很重要。
　　次年，一九八四年，我和香華一同接受美國愛荷華大學寫作計劃的邀請。在五月花大樓住了三個月，我們充滿了驚奇、愉快、滿足，和豐富的回憶，其中的一項就是我在愛荷華大學，再次地講演“丑陋的中國人”。在一個可以容納一百人左右俱樂部的教室里，聽眾三分之二是黃色*同胞，三分之一是白人朋友。
　　我不再敘述講演的過程，只說講演結束的時候，剎那間，我感覺到一片幽靜，好像深谷那樣的幽靜。連一聲禮貌性*的鼓掌都沒有，而聽眾們卻一個一個站起來，紛紛離席。我期待握手、寒暄的情景，沒有出現。一位臺灣留學生，開車把我送回五月花。一路上，我們相對無言。一直到了五六天后，一卷錄音帶，才輾轉到我手上，不知道是誰送來的。香華請一位華人朋友呂嘉行先生幫我整理下來。假設這時候，錄音帶發(fā)現空白，我一點也不稀奇。然而，呂先生全部記下來之后，竟沒有一點空白，真是感觸良深。我們的東海大學和人家的愛荷華大學，在這一點小動作上，怎么竟有這么大的落差？我向愛荷華大學致敬。
　　《丑陋的中國人》除了中文本外，還有三種譯本，日文、德文、英文。一九八六年，日文譯本出版時，我和香華受邀從臺北飛到東京。在新書發(fā)表會上，一群一口流利中文的日本記者，逼十著我問：“以一個中國人的身分，站在我們日本土地上，對你自己的同胞，無情地指責和揭發(fā)，使我們日本人看不起中國人。請問你會不會感到羞愧？”我回答說：“我想，以各位流利的華語和各位訪問中國時所寫出來的報道，我請各位誠實地，用你的專業(yè)榮譽保證，誠實地回答我，在看到《丑陋的中國人》之前，難道你就看得起中國人嗎？你難道從不恥笑中國人嗎？”大家互相看看，尷尬地點點頭。我說：“你們事實上根本就看不起中國人，但因為你們是日本人，不便講出來，如此而已?！焙鋈婚g，他們哄堂大笑，是那種有節(jié)制的哄堂大笑?！拔宜愿抑赋鲋袊说娜秉c，正因為我是中國人。長期以來，你們所看到的，多是虛驕的中國人。而現在，二十世紀七○年后，有檢討能力和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一代中國人誕生，我們需要各位的幫助?！?br/> 　　一九八九年，我第二次回到大陸 。在香港一下飛機，立刻陷于閃光燈和記者群中。有記者問：“你對‘丑陋的中國人’的遭遇有什么意見？”
　　我能有什么意見？
　　然后，二○○三年，神舟五號發(fā)射成功，北京新華社一位記者先生，用越洋電話向我訪問。我為這項成功感謝上蒼，但他告訴我一個消息，說：“可是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zheng府應該把制造航天飛機的經費，救濟嗷嗷待哺的窮人?！蔽覇枺骸澳銈儗Υ@些反調，采取什么行動？”他說：“什么行動都沒有，誰想怎么說，就怎么說?！眲x那間，一片光明，在我眼前升起。我感覺到中國的科技不但在進步，而且我們的人文素質也同時在提升。
　　二○○四年，得到消息，《丑陋的中國人》可以在大陸 正式出版了。這是我所盼望的日子，使我有更多的喜悅，感謝上蒼！
　　吳剛伐樹我洗缸
　　古今相遇一感傷
　　千年揮斧樹仍在
　　井蛙洗缸費思量
　　屈原徒懷家國恨
　　諫臣鮮血灑刑場
　　多少捶胸扼腕事
　　端賴幾人不尋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