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是使一個國家變成人 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

——F·荷爾德林

社會主義已經取代自由主義成為絕大多數進步人士所堅持的信條，這不只意味著，人們己經忘記了以往偉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們有關集體主義后果的警告。事情之所以發(fā)生，是因為他們相信與這些思想家所作的預言正好相反的東西。令人驚訝的是，同一個社會主義，不僅在早先被公認為是對自由的最嚴重的威脅，而且從一開始便十分公開地作為對法國大革命的自由主義的反動，卻在自由的旗幟下獲得普遍的認可?，F在難能有人還記得，社會主義從一開始便直截了當地具有獨裁主義性質。奠定現代社會主義基礎的法國作家們毫不懷疑，他們的種種思想只有通過強有力的獨裁政府才能付諸實行。對他們來說，社會主義意味著，它只不過是通過等級制度的路線審慎地改革社會，并強加一種強制性的“精神力量”，以此“終結革命”的一種嘗試。論及自由之處，社會主義的奠基者們毫不掩飾他們的意圖。自由思想，在他們看來是19世紀社會的罪惡之源，而現代計劃者中第一人圣西門甚至預告，對那些不服從他所擬議的計劃委員會的人，要“像牲畜一樣來對待”。

只是在1848年革命前強大的民主潮流的影響下，社會主義才開始與自由力量聯系起來。但新的“民主社會主義”用了很長時間，才改變了做法并消除了其先驅所引起的疑慮。沒有人比德·托克維爾更清楚地意識到，民主在本質上是一種個人主義的制度，與社會主義有著不可調和的沖突：

（他在1848年說：）民主擴展個人自由的范圍，而社會主義卻對其加以限制。民主盡可能地賦予每一個人價值，而社會主義卻僅僅使每一個人成為一個工具、一個數字。民主和社會主義除了“平等”一詞毫無共同之處。但請注意這個區(qū)別：民主在自由之中尋求平等，而社會主義則在約束和奴役之中尋求平等。①

①“1848年9月12日在制憲會議上關于勞動法問題的演講”，見《亞里克西·德·托克維爾全集》，第9卷（1866年），第546頁。

為了減少這些疑慮，并將一切政治動因中最強烈的動因——渴求自由為己所用，社會主義開始日益利用一種“新自由”的允諾。社會主義的來臨將是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它將帶來“經濟自由”，沒有“經濟自由”，就“不值得擁有”已經獲得的政治自由。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完成長期的為自由而進行的斗爭，而在這場斗爭中，政治自由的取得僅僅是第一步。

將自由一詞的意義稍加改變，使這個論點聽來似乎應當合情合理，這種意義上的微妙變化是重要的。對政治自由的偉大倡導者們來說，這個詞意味的是免于強制的自由，是擺脫了他人專斷權力的自由，是從種種束縛中的解放，這些束縛使個人除了對他們隸屬的長官唯命是從之外別無選擇。然而，所允諾的新自由卻是擺脫了必然性的自由，是從環(huán)境的強制中的解放，這些環(huán)境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我們所有人的選擇余地，盡管對有些人來說選擇余地比對別的人更大些。在人們能真正獲得自由之前，必須打破“物質匱乏的專制”，解除“經濟制度的束縛”。

當然，在這個意義上，自由不過是權力①或財富的代名詞。然而，雖則這種新自由的允諾常常與社會主義社會中物質財富大大增加的不負責任的允諾相提并論，但并非出于這種對自然的吝薔的絕對征服，經濟自由便指日可待。這個允諾實際上指的是，不同的人在選擇余地上現存的巨大懸殊將被消除。因此，對這種新自由的要求，不過是對平均分配財富舊要求的代名詞而已。但這個新名詞卻給了社會主義者一個與自由主義者共有的代名詞，他們對其充分地加以利用。而且雖然這個詞為兩個集團 在不同意義上加以利用，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這點，更少有人自問，所允諾的這兩種自由能否真正地結合在一起。

①對自由和權力的典型混淆，我們在這一討論的整個過程中將會一再地遇到，但這一題目太大了，此處不能徹底考察。它和社會主義本身一樣悠久，與之密切相關，以至約70年前，一位法國學者在討論它在圣西門學說中的起源時，不得不說這一理論“本身徹頭徹尾地是社會主義的”[P·雅內：《圣西門和圣西門主義》（1878年），第26頁，注釋].饒有意味的是，這種混淆的最明確的辯護者竟是美國左翼學說的主要哲學家約翰·杜威，據他說，“自由是用來做具體事項的有效權力”，因而“要求自由即要求權力”（“自由與社會控制”，見《社會國邊緣》，1935年11月，第41頁）。

毫無疑問，對更大自由的允諾己經成為社會主義宣傳最有效的武器之一，而且，對社會主義將會帶來自由的信念是真心實意的。但是，倘若允諾給我們通往自由的道路一旦事實上被證明是一條通往奴役的大路的話，悲劇豈不更慘。勿庸置疑，對更多自由的允諾使越來越多的自由主義者受到引誘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使他們受到蒙蔽不能看到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基本原則之間存在著的沖突，并常常使社會主義者得以僭用舊有的自由黨 派的名字。社會主義被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奉為自由主義傳統的當然繼承者，因而，他們不能接受社會主義會導致自由的對立面的看法，是不足為奇的。

* * *

然而，近些年來，對社會主義無法預料后果的舊有恐懼，再一次從意料不到的方方面面表露出來。一個又一個的觀察家，盡管在研究他們的題目時期待迥異，但對“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之下許多方面情況的相似性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這個國家和其它地方的“進步人士們”仍在自欺欺人，認為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代表著對立的兩個極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自問，這些新的暴政難道不是同一種趨勢的后果。即使共產主義者們也想必多少已為諸如列寧的老友馬克斯·伊斯門先生所作的那類宣言所震撼；他自己不得不承認，“斯大林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壞，更殘酷無情、野蠻、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無可救藥”，并且它“最好被稱為超法西斯主義”；當我們發(fā)現同一作者承認“在這樣一種意義上，斯大林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它是國有化和集體化不可預料但卻是不可避免的政冶附屬物，而這兩者都是他賴以建立一個無階級社會計劃的一部分”，②他的結論明顯地具有更廣泛的意義。

②馬克斯·伊斯門：《斯大林的俄國與社會主義的危機》（1940年），第82頁。

伊斯門先生的例子或許是最顯著的，然而他絕不是第一個或唯一一個對俄國的實驗表示同情卻作出類似結論的觀察家。早在幾年前，在俄國住了12年的美國記者W·H·張伯倫先生眼見他的全部理想破滅，便將他在那里和德國、意大利所做的研究總結成這種說法：“社會主義者肯定會證實，至少在其開始時，不是通往自由的道路，而是通往獨裁和反獨裁、通往最慘烈的內戰(zhàn)的道路。以民主手段實現并維持的社會主義，看來確實屬于烏托邦世界。”①同樣，一位英國作者F·A·沃伊特先生，以對外記者的身份對歐洲的發(fā)展進行了多年詳密的觀察，得出結論：“馬克思主義已經導致了法西斯主義和民族社會主義，因為就其全部本質而言，它就是法西斯主義和民族社會主義”。②而沃爾特·李普曼博士也已獲得這種信念：

①W·H·張伯倫：《偽烏托邦》（1937年），第202－203頁。

②F·A·沃伊特：《歸于愷撒》（1939年），第95頁。

我們所屬的這一代人現在正從經驗中懂得，當人們放棄自由，轉而強制性地將其事務加以組織的時候，情況會怎么樣。盡管他們期望一種更富裕的生活，但他們在實踐中肯定放棄了這種期望；隨著有組織管理的增加，目標的多樣化必定會讓位于一體化。這是對有計劃的社會和人類事務中獨裁主義原則的報應。③

③《大西洋月刊》，1936年11月，第552頁。

人們從近年來的出版物中，可以挑選出許多有能力做出判斷的人所作出的其它類似敘述，特別是由那種人所作的敘述，他們作為現在的極權主義國家的公民，親歷了這種轉變，他們的經驗迫使他們對許多珍愛的信念加以修正。我們將再引用一位德國作者的話作為例子，他所發(fā)表的相同結論比我們己經引用的那些更加公正：

（彼得·德魯克先生寫道：）通過馬克思主義可以達到自由與平等的信念的完全崩潰，已經迫使俄國走上德國一直在遵循的相同道路，即通往極權主義的、純粹消極的、非經濟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社會。這等于說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本質上是相同的。法西斯主義是在共產主義已被證實為一種幻想之后所達到的一個階段，而在斯大林主義的俄國和希特勒之前的德國，共產主義已經同樣被證實是一種幻想。④

④《經濟人的末日》（1939年），第230頁。

同樣重要的是許多納粹領袖和法西斯領袖的精神史。每一位注意到這些運動在意大利⑤或德國發(fā)展的人，都曾對許多領袖人物留下深刻印象，他們從墨索里尼向下數起（并不排除賴伐爾和吉斯林），開始時都是社會主義者，最終都成為法西斯主義者或納粹分子。這個運動的領袖們是這樣，下層的徒眾們就更是如此了。在德國，一個年輕的共產主義者能比較容易地轉變?yōu)榧{粹分子，或者情形正相反，這是盡人皆知的，兩黨 的宣傳家們尤其了解這一點。20世紀30年代，這個國家的許多大學教師看到從歐洲大陸 回來的英國和美國的學生，無法確定他們是共產主義者還是納粹分子，只能確定他們都仇視西方的自由主義文明。

⑤對眾多法西斯領袖精神歷史的富于啟發(fā)性的說明，參見R·米歇爾斯（他本人是曾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法西斯主義者）的《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慕尼黑，1925年），第2卷，第264－266頁和第311－312頁。

當然，在1933年以前的德國和1922年以前的意大利，共產主義者與納粹分子或法西斯主義者之間的沖突的確比他們和其它黨 派之間的沖突更為頻繁。他們競相尋求同一類型思想的支持，而彼此保持對異端的仇視。但他們的實踐表明他們的關聯是多么密切。對兩方面而言，真正的敵人是舊式的自由主義者，他們與這些人毫無共同之處，也不能指望使他們信服。共產主義者之于納粹分子，納粹分子之于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之于這二者，都是潛在的招募對象，他們都由合適的材料構成；雖則他們聽信了虛偽的預言家，但他們雙方都知道，他們和那些真正確信個人自由的人之間毫無妥協可言。

為了使這一點不至遭受到來自任何一方官方宣傳誤導的人的懷疑，讓我再來引用一位不應受到懷疑的權威人士的敘述。在一篇冠以“自由主義的再發(fā)現”這一有意義的標題的文章中，德國宗教社會主義的領袖之一愛德華·海曼寫道：

希特勒主義者稱自巳既是真正的民主主義，又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而可怕的真相是，在諸如此類的聲稱中有一些微不足道的真實——當然，這是小得不能再小了，但無論如何足以構成這種荒謬歪曲的基礎。希特勒主義甚至于還聲稱扮演了基督教保護者的角色，而可怕的真相是，即使這種嚴重的歪曲也能給人留下一些印象。但有一個事實卻十分清晰地從彌天大霧中凸現出來：希特勒從來不曾聲稱代表真正的自由主義?？梢姡杂芍髁x具有成為最為希特勒所痛恨的學說的特點。⑥

⑥《社會研究》（紐約）1941年11月，第8卷，第4期。在這方面值得回想的是，無論出于什么理由，希特勒在遲至1941年2月的一次公開演說中，還認為這種說法是策略的：“民族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根本來說是相同的東西”（參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出版的《國際新聞公報》，第18卷，第5期，第269頁）。

應該指出的是，這種仇恨之所以幾乎沒有機會在實踐中表現出來，僅僅是因為希特勒上臺之時，自由主義在德國實際上已無聲無息。而消滅它的正是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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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許多就近觀察過從社會主義向法西斯主義轉變的人來說，這兩種制度之間的聯系變得日益明顯了，而在這個國家中，大多數人仍然相信社會主義和自由可以結合。毫無疑問，這里的大多數社會主義者對自由主義的自由理想深信不疑，如果他們認識到他們綱領的實現將意味著自由毀滅的話，他們是會回頭的。這個問題仍然幾乎未被看出，最不可調和的各種理想仍然相安無事，以致我們仍然能聽到諸如“個人主義的社會主義”這類詞語矛盾的說法還在一本正經地討論著。如果這是使我們趨向一個新世界的精神狀況的話，那么當務之急莫過于我們應當認真地考察一下其它地方所發(fā)生的這種演變的真實意義。盡管我們的結論只不過證實了別人已經表達過的恐懼，但如果我們不對這種社會生活轉變的主要方面加以相當充分的考察的話，就不會看出不能將這種發(fā)展視為偶然的原因了。民主社會主義，最近幾代人的偉大烏托邦，不僅不能實現，而且為之奮斗還會產生某種完全不同的東西，以至現在對之抱有希望的那些人中幾乎沒有人會準備接受這種結果；除非這種關聯全方位地展開，否則是沒有人會相信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