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英國而言，從大西洋到她的最大海外殖民地——印度的最佳路徑就是從直布羅陀海峽，經(jīng)馬耳他到埃及，再從埃及到印度，這是一條被英國視為不容任何挑戰(zhàn)的“帝國生命線”。作為海洋帝國，英國必須依靠海軍，而海軍則依賴堅固的海外基地。19世紀英國海軍全盛時期，英國已經(jīng)建立起完備的海軍基地。在大西洋，有加拿大的菲利法克斯和百慕大；在印度洋，有孟買和亭可馬里；在太平洋，有香港和加拿大西岸的艾斯奎馬特；在紅海，有亞丁港。這些海軍基地分別地處各大洋的咽喉要道，牢牢地控制著全球海上重要的航運水道。但是，埃及的蘇伊士卻是一個通往帝國海外最大殖民地印度的關(guān)鍵地區(qū)，恰恰是這一地區(qū)構(gòu)成了帝國生命線最薄弱的環(huán)節(jié)。

埃及自1801年趕走拿破侖，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執(zhí)政，建立了阿拉伯人的帝國，1840年被迫接受《倫敦條約》，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在阿里王朝的阿巴斯一世統(tǒng)治時期(1849～1854年)，西方殖民勢力乘虛而入。1851年英國獲得了修建亞歷山大至蘇伊士鐵路的特權(quán)。1854年，法國獲得修建和使用蘇伊士運河的租讓合同，1869年，法國工程師費迪南·勒賽普斯在法國資本的支持下，建成了著名的蘇伊士運河，從此將地中海與紅海連成一體，大大縮短了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航運距離，成為極具戰(zhàn)略價值的黃金水道。每年通過運河的70%的船隊屬于英國，英國與印度貿(mào)易的50%通過蘇伊士運河進行，難怪蘇伊士運河被俾斯麥稱為“大英帝國的脊柱”。

不過，這個帝國脊柱有可能被英國的最大競爭對手法國攔腰斬斷，這是讓英國人始終寢食難安的一個重要原因。

英國首相迪斯雷利上臺以后，曾委托老朋友萊昂內(nèi)爾·羅斯柴爾德到法國去試探能否出錢將蘇伊士運河買下來，但被法國政府阻止了。

1875年11月14日，這一天正好是周日，迪斯雷利首相又來到羅家做客。賓主正在把盞言歡之間，羅家信使送來家族巴黎分行的一封密信。萊昂內(nèi)爾看了之后告訴迪斯雷利，埃及總督負債累累，急需出售177萬股蘇伊士運河公司的股份，他先向法國政府提出動議，但對法國方面的報價和反應(yīng)速度很不滿意，他就是要迅速套現(xiàn)，越快越好。

迪斯雷利和萊昂內(nèi)爾同時意識到這是一次重大的機遇。想了半晌，迪斯雷利只問了一句話：“多少錢？”萊昂內(nèi)爾馬上發(fā)電詢問巴黎方面對方的報價。在焦急的等待中，迪斯雷利再也沒有心思品嘗被他稱為“倫敦最好吃”的羅家晚餐了。等上白蘭地的時候，羅家快報又到了，對方報價：400萬英鎊。

迪斯雷利毫不猶豫地說：“我們一定要拿下運河。”萊昂內(nèi)爾沒有正面表態(tài)，他需要的是再次核實情報的準確性。星期一上午，情報被確認無誤。

現(xiàn)在他們的當務(wù)之急就是在別的國家沒有反應(yīng)過來之時立刻搞定這個買賣，出手一定要快，同時更要高度機密。但是，當時議會正在休假，來不及重新召集開會進行冗長的辯論。首相也不能去找英格蘭銀行，“老太太”（英格蘭銀行）的反應(yīng)遲鈍，同時也沒有這么多現(xiàn)金，并且法律規(guī)定英格蘭銀行無權(quán)在議會休假期間給政府放貸。找股份制銀行也行不通，他們還得召集董事會，然后是英國紳士般地慢慢討論。如果在金融市場進行募集，一是這樣大的一筆巨款難以短時間籌措完成，二是動靜太大容易走漏風聲。只有羅斯柴爾德銀行堪當此任。

英國首相迪斯雷利立即召集他的內(nèi)閣大臣開會，會上的議題就是授權(quán)向羅家借款。迪斯雷利派自己最親信的首席私人秘書守候在內(nèi)閣會議室外面，會上一經(jīng)達成決議，他立刻探頭出來說了一聲“Yes”,私人秘書立刻跳上早已在門口等待的馬車，飛奔去見萊昂內(nèi)爾·羅斯柴爾德。氣喘吁吁的秘書一見到萊昂內(nèi)爾就說：“首相急需400萬英鎊，明天就要。”萊昂內(nèi)爾不慌不忙地夾起面前的一顆葡萄，慢條斯理地吃起來，然后吐出葡萄皮，問道：“首相用什么作擔保？”回答是：“英國政府?！比R昂內(nèi)爾淡淡地說，“好吧，你們得到這筆錢了?！?/p>

迪斯雷利向女王報告的時候難掩興奮和激動：“這回法國出局了，他們沒戲了。400萬英鎊！立刻就能拿出來！能做到這件事的只有一家銀行，羅斯柴爾德！”[15]

羅斯柴爾德如此痛快地慷慨解囊當然不是見義勇為，如果這筆投資回報率達不到他的目標，別說是英國政府作擔保，就是拿女王來質(zhì)押，羅家也未必肯干。驅(qū)動萊昂內(nèi)爾一口答應(yīng)下來的是這筆投資的利息：3個月利息15萬英鎊，相當于年息15%，這是筆毫無風險的快錢！

更何況羅家此舉的深層意義又在錢之外，通過對蘇伊士運河收購的財政融資，羅斯柴爾德踏上一個難得的進階，向英國內(nèi)政外交 的核心決策層進一步靠近，把關(guān)系做得更實了。出了這筆錢之后，羅家對英國和埃及的外交 政策和事務(wù)就名正言順“說得上話了”。這件事成為一個戰(zhàn)略拐點，羅家對英國公共政策和事務(wù)的影響和參與開始超過“政治掛帥”的巴林銀行。

英國如此熱衷蘇伊士運河工程，著眼于對埃及政治經(jīng)濟的全面控制。而隨著英國勢力在埃及的深入滲透，羅斯柴爾德銀行順風搭車，把融資業(yè)務(wù)全面鋪進埃及。在1885年至1893年間，羅斯柴爾德銀行和布雷施勞德聯(lián)手，由羅家倫敦、巴黎和法蘭克福機構(gòu)主導(dǎo)，包攬了埃及最大的四宗國債發(fā)行，總額接近5000萬英鎊。

羅斯柴爾德和其他猶太銀行家在“政治站隊”上選擇了自由 黨 ，并大力支持自由 黨 的“帝國主義”海外擴張政策。英國在19世紀末大力拓展海外勢力，靠的是猶太財主豐厚的金錢滋補。而以羅氏為首的猶太銀行家們借助英國的殖民擴張不僅獲得巨額經(jīng)濟回報，更把他們的“金手指”伸進了全世界的金融命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