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英國而言,從大西洋到她的最大海外殖民地——印度的最佳路徑就是從直布羅陀海峽,經馬耳他到埃及,再從埃及到印度,這是一條被英國視為不容任何挑戰(zhàn)的“帝國生命線”。作為海洋帝國,英國必須依靠海軍,而海軍則依賴堅固的海外基地。19世紀英國海軍全盛時期,英國已經建立起完備的海軍基地。在大西洋,有加拿大的菲利法克斯和百慕大;在印度洋,有孟買和亭可馬里;在太平洋,有香港和加拿大西岸的艾斯奎馬特;在紅海,有亞丁港。這些海軍基地分別地處各大洋的咽喉要道,牢牢地控制著全球海上重要的航運水道。但是,埃及的蘇伊士卻是一個通往帝國海外最大殖民地印度的關鍵地區(qū),恰恰是這一地區(qū)構成了帝國生命線最薄弱的環(huán)節(jié)。
埃及自1801年趕走拿破侖,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執(zhí)政,建立了阿拉伯人的帝國,1840年被迫接受《倫敦條約》,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在阿里王朝的阿巴斯一世統(tǒng)治時期(1849~1854年),西方殖民勢力乘虛而入。1851年英國獲得了修建亞歷山大至蘇伊士鐵路的特權。1854年,法國獲得修建和使用蘇伊士運河的租讓合同,1869年,法國工程師費迪南·勒賽普斯在法國資本的支持下,建成了著名的蘇伊士運河,從此將地中海與紅海連成一體,大大縮短了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航運距離,成為極具戰(zhàn)略價值的黃金水道。每年通過運河的70%的船隊屬于英國,英國與印度貿易的50%通過蘇伊士運河進行,難怪蘇伊士運河被俾斯麥稱為“大英帝國的脊柱”。
不過,這個帝國脊柱有可能被英國的最大競爭對手法國攔腰斬斷,這是讓英國人始終寢食難安的一個重要原因。
英國首相迪斯雷利上臺以后,曾委托老朋友萊昂內爾·羅斯柴爾德到法國去試探能否出錢將蘇伊士運河買下來,但被法國政府阻止了。
1875年11月14日,這一天正好是周日,迪斯雷利首相又來到羅家做客。賓主正在把盞言歡之間,羅家信使送來家族巴黎分行的一封密信。萊昂內爾看了之后告訴迪斯雷利,埃及總督負債累累,急需出售177萬股蘇伊士運河公司的股份,他先向法國政府提出動議,但對法國方面的報價和反應速度很不滿意,他就是要迅速套現(xiàn),越快越好。
迪斯雷利和萊昂內爾同時意識到這是一次重大的機遇。想了半晌,迪斯雷利只問了一句話:“多少錢?”萊昂內爾馬上發(fā)電詢問巴黎方面對方的報價。在焦急的等待中,迪斯雷利再也沒有心思品嘗被他稱為“倫敦最好吃”的羅家晚餐了。等上白蘭地的時候,羅家快報又到了,對方報價:400萬英鎊。
迪斯雷利毫不猶豫地說:“我們一定要拿下運河?!比R昂內爾沒有正面表態(tài),他需要的是再次核實情報的準確性。星期一上午,情報被確認無誤。
現(xiàn)在他們的當務之急就是在別的國家沒有反應過來之時立刻搞定這個買賣,出手一定要快,同時更要高度機密。但是,當時議會正在休假,來不及重新召集開會進行冗長的辯論。首相也不能去找英格蘭銀行,“老太太”(英格蘭銀行)的反應遲鈍,同時也沒有這么多現(xiàn)金,并且法律規(guī)定英格蘭銀行無權在議會休假期間給政府放貸。找股份制銀行也行不通,他們還得召集董事會,然后是英國紳士般地慢慢討論。如果在金融市場進行募集,一是這樣大的一筆巨款難以短時間籌措完成,二是動靜太大容易走漏風聲。只有羅斯柴爾德銀行堪當此任。
英國首相迪斯雷利立即召集他的內閣大臣開會,會上的議題就是授權向羅家借款。迪斯雷利派自己最親信的首席私人秘書守候在內閣會議室外面,會上一經達成決議,他立刻探頭出來說了一聲“Yes”,私人秘書立刻跳上早已在門口等待的馬車,飛奔去見萊昂內爾·羅斯柴爾德。氣喘吁吁的秘書一見到萊昂內爾就說:“首相急需400萬英鎊,明天就要?!比R昂內爾不慌不忙地夾起面前的一顆葡萄,慢條斯理地吃起來,然后吐出葡萄皮,問道:“首相用什么作擔保?”回答是:“英國政府。”萊昂內爾淡淡地說,“好吧,你們得到這筆錢了?!?/p>
迪斯雷利向女王報告的時候難掩興奮和激動:“這回法國出局了,他們沒戲了。400萬英鎊!立刻就能拿出來!能做到這件事的只有一家銀行,羅斯柴爾德!”[15]
羅斯柴爾德如此痛快地慷慨解囊當然不是見義勇為,如果這筆投資回報率達不到他的目標,別說是英國政府作擔保,就是拿女王來質押,羅家也未必肯干。驅動萊昂內爾一口答應下來的是這筆投資的利息:3個月利息15萬英鎊,相當于年息15%,這是筆毫無風險的快錢!
更何況羅家此舉的深層意義又在錢之外,通過對蘇伊士運河收購的財政融資,羅斯柴爾德踏上一個難得的進階,向英國內政外交 的核心決策層進一步靠近,把關系做得更實了。出了這筆錢之后,羅家對英國和埃及的外交 政策和事務就名正言順“說得上話了”。這件事成為一個戰(zhàn)略拐點,羅家對英國公共政策和事務的影響和參與開始超過“政治掛帥”的巴林銀行。
英國如此熱衷蘇伊士運河工程,著眼于對埃及政治經濟的全面控制。而隨著英國勢力在埃及的深入滲透,羅斯柴爾德銀行順風搭車,把融資業(yè)務全面鋪進埃及。在1885年至1893年間,羅斯柴爾德銀行和布雷施勞德聯(lián)手,由羅家倫敦、巴黎和法蘭克福機構主導,包攬了埃及最大的四宗國債發(fā)行,總額接近5000萬英鎊。
羅斯柴爾德和其他猶太銀行家在“政治站隊”上選擇了自由 黨 ,并大力支持自由 黨 的“帝國主義”海外擴張政策。英國在19世紀末大力拓展海外勢力,靠的是猶太財主豐厚的金錢滋補。而以羅氏為首的猶太銀行家們借助英國的殖民擴張不僅獲得巨額經濟回報,更把他們的“金手指”伸進了全世界的金融命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