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19年9月，希特勒第一次聽到費德爾關于金融貨幣的講演，就被深深地觸動了，也就是這次演講吸引希特勒加入了德國工人黨 。

希特勒沒有任何系統(tǒng)的金融學理論基礎，更確切地說，他幾乎就是一個金融盲。但是希特勒的悟性極高，沒有系統(tǒng)的知識，卻能夠一下抓住問題的本質(zhì)。這種人在對話里學習 ，在提問時思考，在辯論中頓悟。和所有領導者一樣，他不需要成為這個領域的專家，而必備的則是敏銳的辨別力和深刻的洞察力，在眾多紛雜的言論中，捕捉到正確的聲音。

在和費德爾的討論中，希特勒悟出一個根本道理，就是私有的中央銀行通過控制國家的貨幣發(fā)行，獲得巨大的利益，從而資助他們對整個社會人口的控制和剝削。費德爾的這種理論顯然是正統(tǒng)學術界無法容忍的離經(jīng)叛道的謬論，它試圖從人與人的利益博弈的角度去解釋現(xiàn)象，而理論家僅探討剝離了七情六欲的人性之后的“客觀”事實。沙赫特就與費德爾的觀點背道而馳，特別是涉及中央銀行制度的“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時。其實，沙赫特的“理論觀點”和他與華爾街關系密切的“實際背景”是分不開的，要害還是一個利益問題。

在聆聽雙方的激烈爭辯中，希特勒心里像明鏡兒似的，他從內(nèi)心深處接受了費德爾的觀點并付諸實踐，但在表面上卻重用沙赫特，冷落了費德爾。對于德國納粹前期經(jīng)濟思想起到了奠基作用的費德爾，等到納粹上臺執(zhí)政時，卻被排擠到大學去教書。原因很簡單，大工業(yè)家和大銀行家不喜歡費得爾的理論，卻熱烈支持沙赫特，而這些實力派正是希特勒的納粹黨 賴以生存的基礎。希特勒從骨子里痛恨這些“十一月罪人”，卻又不得不和他們混在一起，逢場作戲。因為他是政治家，他只能遵守利益的游戲規(guī)則，而決不能將個人好惡置于游戲規(guī)則之上。

但是，在中央銀行國有化的重大原則上，希特勒沒有向沙赫特等人妥協(xié)。1933年，希特勒政府剛上臺，就立刻重新修訂《銀行法》，規(guī)定：取消帝國銀行董事會的獨立性，帝國銀行行長及董事會成員的任命權轉歸同家元首；賦予帝國銀行執(zhí)行公開市場政策的權力，但很少使用它；帝國銀行可以對“創(chuàng)造就業(yè)匯票”進行貼現(xiàn)，以便新政府為創(chuàng)造就業(yè)提供資金。這個“創(chuàng)造就業(yè)匯票”就是“費德爾貨幣”，最早由費德爾提出，后來存實現(xiàn)希特勒“新政”奇跡中立下了汗馬功勞。

當然，納粹政府的上述做法，遭到了帝國銀行董事們的強烈反對，但卻無力阻止它。在銀行家的反對聲中，希勒特繼續(xù)發(fā)力，帝國銀行的獨立性亦逐步削弱。1937年2月，《帝國銀行新秩序法》頒布，規(guī)定帝國銀行董事會由元首直接領導，帝國銀行的獨立性被徹底剝奪。到1939年，帝國銀行董事會也被最終解散。同年，納粹政府又頒布《帝國銀行法》，規(guī)定：停止黃金兌換紙幣；由40%黃金和外匯構成的發(fā)行準備可全部由就業(yè)匯票、支票、短期國庫券、帝國財政債券和其他類似債券替代；中央銀行對帝國提供的貸款數(shù)額最終由“領袖和帝國元首”決定。這實際上意味著德國在貨幣制度上，已經(jīng)從羅斯柴爾德的“黃金十字架”下爭得了自由 。至此，納粹政府最終完成了中央銀行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國有化。

為了避免國際銀行家的強烈反彈而壞了大事，希特勒只能徐圖緩進，用了整整6年時間，才終于將中央銀行大權抓到了白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