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他們認為歷史是正義和邪惡斗爭的結果。德國人分為“普魯士獨裁 者”和“好人”。如果普魯士獨裁 者失去權力和影響而后者受到寬大處理，德國會永久地脫離“亞洲專制”回到“西方文明”。從框架上講，這個理論合理，但困難重重。因為，不可能有區(qū)分“好”“壞”德國人的客觀標準。事實上壓倒性多數(shù)的德國人參與了“一戰(zhàn)”，《圓桌》1918年12月刊持同樣觀點但是“米爾納小組”沒有記住，他們?nèi)哉J為“壞”德國人1918年和皇帝一起被趕走了。德國皇帝只是其他四大權勢集團 的代表。德國的四大勢力集團 包括普魯士軍官、容克地主、政府官僚和工業(yè)巨頭，為保存自己，他們拋棄了已成為負擔的皇帝。他們的權力和影響依然存在，甚至更大。軍隊大佬能以比皇帝更直接的口氣命令政府總理。總之，1918年在德國沒有發(fā)生革命，“米爾納小組”對此視而不見。布蘭德應為此負主要責任，他認為，只有德國經(jīng)濟盡快恢復才能避免混亂和社會動蕩。在傳統(tǒng)的銀行家看來，經(jīng)濟繁榮離不開在位的工業(yè)資本家和銀行家。另外，布蘭德堅信，如果對德國減輕賠款和提供信貸，舊工業(yè)集團 會很快恢復經(jīng)濟活力。

另一方面，小組成員菲利普·科爾(Philip Kerr)倡導英國從16世紀以來慣用的權力平衡政策，即扶持歐洲大陸 第二強權對抗第一強權。“米爾納小組”從1919年參加巴黎和會的經(jīng)驗中發(fā)現(xiàn)，向歐洲大陸 輸出自主或議會制的政府是不可能的。因為法國堅持武力是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基礎，特別堅持在德國駐軍以及建立由國際聯(lián)盟直接領導的國際警察部隊，小組和法國的隔閡加深。根據(jù)“米爾納小組”的基督教理念，武力對道德問題無效，只能使擁有它的人腐敗，社會和政治生活的真正基礎是習慣和傳統(tǒng)。這樣權力平衡有了雙重目標：以妥協(xié)使德國成為可救贖的罪人，以再生的和凈化的德國對抗“邪惡”的蘇聯(lián)，削弱民族情緒過重的法國。

而希特勒的崛起恰恰是利用了英國統(tǒng)治精英的誤判，并看透了美國新興權勢集團 試圖取代英帝國的全球霸權地位的念頭，和猶太國際銀行家迫切渴望打垮大英帝國的殖民體系，以獲得在巴勒斯坦重新實現(xiàn)以色列復國大業(yè)的夢想，希特勒將這兩種鼓勵德國進行侵略性擴張政策的政治力量和金融扶持有機地整合起來，加速了德國的經(jīng)濟復蘇和軍事重建?？梢哉f，希特勒在1933年到1938年，充分利用了歐美各大強權和猶太金融勢力之間的勾心斗角，達成了自己的戰(zhàn)略目的，將幾大強權玩弄于股掌之間，表現(xiàn)出高超的政治手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