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畢竟不是小孩子了，他對命運之神的惡意，不會再像童年時候那樣懵然無知。他在理智上確實有錯覺，但在下意識里，他的實際人生體驗還是會深深地影響他。倘說他這時正信奉一種啟蒙主義的樂觀的信念，這樂觀的信念本身，卻又分明受到他另一些情緒的持續(xù)的侵蝕。
比方說，他在弘文學院探究中國人的國民性，這當然是表現(xiàn)了強烈的啟蒙熱情，可你看看他這種探究的具體角度，“詐偽無恥和猜疑相賊”，“口號只管很好聽，標語和宣傳只管很好看，……但按之實際，卻全不是這回事”，①中國人的毛病不只在愚，更是在詐；不只在麻木，更是在虛偽——看到他從這樣的角度去理解中國人，恐怕誰都會認定，是有一種對人的深刻的不信任在影響他吧。也就在這時候，他迷上了俄國作家安特列也夫，同時翻譯他兩篇小說，一篇譯名為《謾》[即欺詐]，表現(xiàn)人世間的無真誠，另一篇譯作《默》，描寫一家人互不相通，只會默然相對。他又那樣喜歡尼采，桌子上經(jīng)常放一本《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一個是對人間陰冷的犀利的洞察，一個是對卑劣人種的整個的唾棄，它們居然能引起他的強烈的共鳴。那理想主義的啟蒙熱情，顯然還不能占滿他的身心。在魯迅這時期的論文中，一到駁斥那些他認為乖謬的主張，發(fā)動的第一步攻擊，往往是挑剔主張者的實際動機，揭發(fā)他們的心口不一，這不正是他那個探究國民性的角度的延伸嗎？我不禁想起紹興城中那個在當鋪和藥鋪間匆匆奔走的少年人，想起他十多年來對周圍卑劣人心的敏感和憎惡，在上面舉出的現(xiàn)象當中，這敏感和憎惡是太明顯了。
再比方說，他寫那么多文字來鼓吹進化淪，《人之歷史》是不用說了，像《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和《破惡聲淪》，只要講到歐洲和人類的歷史，他都一概描述成不斷進步的圖景?？墒?，一涉及中國的事情，他的立場就不同了。對中國的現(xiàn)狀，他是徹底否定的，什么“本根剝喪，神氣旁皇”，什么“＊＊華土，凄如荒原”，②說得一無是處。可對中國的過去，他有時候卻相當推崇，譬如《文化偏至論》一開頭，他歷數(shù)從軒轅氏到元明時代中國與外國的種種比較，非常明確地斷言，中國人以往的“益自尊大”是“人情所宜然，亦非甚背于理極者矣！”③過去好，現(xiàn)在糟，這不等于是說歷史倒退嗎？在另一處地方，他還這樣描述中國文化的變遷：“顧吾中國，則夙以普崇萬物為文化本根，……其所崇愛之溥博，世未見有其匹也。顧民生多艱，是性日薄，洎夫今，乃僅能見諸古人之記錄，與氣稟未失之農(nóng)人；求之于士大夫，戛戛乎難得矣”，④這不正是一幅歷史沉淪 的標準圖景嗎？就在西方的理論使他相信歷史必然進步的同時，對中國的現(xiàn)實感受卻使他不能不承認，中國的社會文化是在一路倒退。進化論講自然淘汰，本來包含對退化的關注，可魯迅對進化論的興趣，卻主要不在這一方面，在情感上，他對弱肉強食那一套理論，根本就非常反感。他更不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一他最看重的是中國的將來。因此，一旦他在中國的歷史當中找不到一個歷史必然進步的證據(jù)，這會對他對將來的樂觀期望，造成多大的威脅呢？還有比這更大的矛盾。他這時候正以啟蒙者自居，可他寫下的幾乎所有文章，都明顯表現(xiàn)出對于民眾的輕蔑，像“是非不可公于眾，公之則果不誠，政事不可公于眾，公之則治不郅”，⑤像“人人之心，無不泐二大字曰實利，不獲則勞，既獲便睡，縱有激響，何能攖之？”⑥簡直比尼采還要嚴厲。對民眾是否接受啟蒙，他更是沒有什么信心，他甚至有一種相反的看法，以為民眾多半要迫害啟蒙者，從“一蘇格拉第也，而眾希臘人鴆之，一耶穌基督也，而眾猶太人磔之”，⑦到拜倫的“世輒謂之惡人”，雪萊的“人不容彼，而彼亦不容人”，⑧每當贊頌這些天才，他總不忘記特別去指出，他們是怎樣地為世人所不容。他還由此引申出一條規(guī)律，說大凡先知和啟蒙者，都難免要被人視為惡魔：“正如中國所謂叛道，人群共棄，艱于置身。”如此蔑視大眾、把他們對啟蒙的態(tài)度設想得這么壞，我實在要懷疑，他又怎么能維持住向大眾啟蒙的熱情。大概也就是這種對大眾的深刻的不信任，使他自我激勵的誓詞“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顯露出那樣雙重的意味，既是發(fā)誓獻身，卻又倍感孤寂。他甚至把承受孤獨判定為啟蒙者的一項必備的條件：“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毀之而不加沮?！雹馕铱傄詾椋瑔⒚烧呤遣荒軐Χ鄶?shù)失去信心的，因為他的希望，他個人的價值，就正系在那個多數(shù)身上；他也不能把孤獨視為當然，更不能把它看成自己的永久伴侶，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孤獨正意味著他的無能和失敗。當然也可以說，魯迅這樣強調(diào)孤獨，是一種憤激之辭，他的本意，還是在給自己打氣，希望能借此更牢固地站穩(wěn)啟蒙者的立場?？墒?，就在他用這樣的方法來增強自己的啟蒙毅力的同時，這方法也會不知不覺地將他引離開啟蒙的立場：“有從者則任其來，假其投以笑＊，使之孤立于世，亦無懾也”，！”！”⑩。對大眾的是否覺醒都無所謂了，哪里還是一個啟蒙者呢？
再來看他對科學和物質(zhì)作用的認識。一九0三年他寫道：“工業(yè)繁興，機械為用，文明之影，日印于腦，塵塵相續(xù)，遂孕良果……”！”２似乎只要物質(zhì)進步了，社會的精神自然就能進步。他后來寫《說鉑》，寫《科學史教篇》，去仙臺學習 醫(yī)學，也都是表現(xiàn)了這種確信?？墒牵麑χ袊说牧痈杂心菢油笍氐恼J識，實際生活又隨處可見種種遠非物質(zhì)進步所能改變的病態(tài)現(xiàn)象，他對自己的確信，又禁不住要發(fā)生懷疑。尤其從仙臺返回東京以后，更公開發(fā)表相反的意見：“縱今物質(zhì)文明，即現(xiàn)實生活之大本，而崇奉逾度，傾向偏趨，……必將緣偏頗之惡因，失文明之神旨，先以消耗，終以滅亡?！?！”３順著這條“搞物質(zhì)而張靈明”的思路，他一直走到了替中國傳統(tǒng)文化大聲辯護的地步：“今世冥通神＊之士之所歸也，而中國已于四千載前有之矣！”！”４他甚至替佛教辯護，反對占用寺廟來開辦新學校：“事理神秘文化，決不為理科入門一冊之所范圍?！?！”５從《科學史教篇》的對于科學局限的承認，到《破惡聲論》的對中國傳統(tǒng)宗教信仰的贊揚，他走得如此之遠，現(xiàn)實中病態(tài)人心對他的刺激，實在太強烈了。
當魯迅坐在榻榻米上一支連一支地吸煙，伏案疾書的時侯，他大概沒有想到，他寫下的這些長篇大論當中，竟有這許多矛盾的地方。歷史究竟是進步的，還是不進步甚至倒退的？個人的價值究竟是在自己身上，還是在社會和別人身上？對一個性會的拯救來說，究竟是推動物質(zhì)進步最重要，還是重建精神信仰最重要？他在東京的那幾位朋友，倘若有誰向他追索過些問題的答案，他多半要回答不出的吧，就在那啟蒙主義的樂觀信仰催促他拿出斬釘截鐵的回答的同時，另一種深藏的懷疑卻會伸出手來，在半道上截住它們。在那個意氣風發(fā)的啟蒙者的姿態(tài)背后，實際上是一顆被各種矛盾糾纏住的猶豫不定的靈魂。
靈魂的矛盾必然會在行為上表現(xiàn)出來。當時的東京，正是中國流亡者云集的地方，許多反抗清朝的政治和軍事組織，都以這里作為基地。其中有一個光復會，主干都是浙江 人，全神貫注于組織暗殺和會黨 起義，在反清組織中，態(tài)度特別堅決。以魯迅當時的救國熱情，他很快就成為這些團 體活動的積極參加者，演講會也好，討論會也好，常常都能看到他那雙專注的眼睛。他和光復會的關系尤其密切，光復會的實際領袖陶煥卿，就是他的熟朋友。到后來，他更加入這個組織，他的住所，也一度成為陶煥卿存放會旗、標識和其他重要物件的秘密地點。在同伴中間，他的情緒往往特別激烈。光復會會員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結果被恩銘的親兵剖腹挖心，消息傳來，他在東京的一次集會上慷慨陳辭，忽然聽到有人在一旁冷言冷語，更大光其火，從此對那人產(chǎn)生反感，久久不能釋懷。
可是，這僅僅是他的一面，他還有完全不同的另一面。既然參加了光復會，就要接受領導人 的指派，有一次，一個任務落到他頭上，讓他也像徐錫麟那樣，回國去刺殺清廷的某位大員。他當時接受了。可臨動身前，他又去找那布置任務的人：“如果我被抓住，被砍頭，剩下我的母親，誰負責贍養(yǎng)她呢？”這很令人掃興，一個刺客，怎么能這樣顧慮重重呢？于是光復會收回成命，不要他去了。魯迅很愛母親，他對她將來的生活的顧慮，自然是真實的。但我想，他所以又回去問，卻恐怕不止是出于這一份顧慮。要做徐錫麟那樣的刺客，需要具備特別的心理素質(zhì)，其中關鍵的一條，就是要能信賴集體，將自己完全交 出去。魯迅雖有報國的熱情，卻不是一個愿意將自己完全交 給別人的人，原因很簡單，他不能無條件地相信別人。即便一時沖動，時間稍長，他對卑劣人心的體驗，對一切冠冕堂皇的東西的習慣性懷疑，勢必會一點一點瓦解他的沖動，使他重新猶豫起來。有一次在東京，他目睹一個反清團 體的領導人 ，就在手下人進行軍事襲擊，隨時可能遭難的時刻，坐在那里談笑風生，仿佛毫不在意，不禁“驚佩不至”，直到許多年以后，還一再對人談起。！”６我夠想象他當時的震驚，處在他那樣的心境里，恐怕任何人都會和他一樣，要從那可能已經(jīng)喪命的手下人的立場，來重新審視所謂“犧牲”的意義和價值吧。我相信，正是類似這樣的重新審視，使他會對朋友這樣說：“假如煥卿一旦造反成功，做了皇帝，我們這班老朋友恐怕都不能幸免！””他對陶煥卿都如此看，怎么可能義無反顧，跑回國內(nèi)去當殺手呢？
魯迅雖然有種種充足的內(nèi)心理由，但在當時那樣慷慨悲歌的氣氛里，他又早作過“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宣誓，結果卻中途變卦，推卸使命，對人對己，總有點不大好交代。因此，這件事一直成為他的一塊心病，將近二十年后，他還不斷地為自己解釋。他多次對許廣平說：“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許問的，我卻要問，要估量這事的價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甚至坦率承認：“這其實還是革命以前的種種刺激的結果?！?！”８這都是直接的解釋。有一次許廣平問他對暗殺的看法，他回答說：“一，這不是少數(shù)人所能做，而這類人現(xiàn)在很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該輕易用去；還有，是縱使有一兩回類似的事件，實不足以震動國民，他們還很麻木，……第二，我的脾氣是如此的，自己沒有做的事，就不大贊成?！保 保惯@就是間接的辯護了。類似這樣的反對犧牲的活，他后來更一再說起，到三十年代還沒有停止。說實話，我并不相信他拒絕當刺客時，就已經(jīng)想到了這么多，它們多半都是他事后持續(xù)思考的結果。但也惟其如此，更顯出了他當時那份猶豫的強烈程度，榮譽感和使命感的壓力那么大，到幾十年后還使他感到沉重，要竭力解脫，他最終依然拒絕當刺客，他內(nèi)心的矛盾有多深，也就無須再說了。
當然，最能夠表現(xiàn)他這時候的行為矛盾的，還是他對婚姻的態(tài)度。他到日本不久，就接到母親來信，說已為他訂了親，女方名叫朱安，是按舊式規(guī)矩教養(yǎng)大的，不識字，也沒有見過他，但母親見了喜歡，便托人說媒，訂了這份親。這是典型的包辦婚姻，魯迅的第一個反應，自然是反對，要求退婚。母親的第二封信很快就來了，說不能退婚。魯迅只好后退一步，提出兩個條件，一要朱安放足，不再纏小腳，二要她進學校念書，學認字。顯然，他這時對自己的婚姻還抱著希望，即使不能自己選擇，也想盡量將它改造得符合理想。可是，母親的第三封信又來了，傳達了朱安的意見，一，腳已經(jīng)纏了多年，放不大了；二，不愿意進學校念書。事情到這一步，已經(jīng)非常明白，從肉體到靈魂，朱安都是一個舊式女人，接不接受她，就看你的選擇了。魯迅沒有立刻回信，似乎是想推遲選擇。可沒過多久，一九0六年夏天，母親的信又來了，說自己病重，要他速歸。他匆匆趕了回去，可一跨進家門，卻看見母親好好的，她沒病，誑他回來，是要他完婚：無論時間上，還是地理上，他都沒法拖延，必須立刻決定，你究竟接不接受這個荒唐的婚姻？
魯迅接受了，他如期出席婚禮，頭上還裝了一根假辮子；婚后第二天，也按著習 俗隨朱安去娘家“回門”，似乎是愿意盡量地符合禮數(shù)，但是，這并不表明他真愿意屈服，婚后第三天，他就搬到母親房中去睡；再過一天，更干脆離家遠行，回日本去了。這就很奇怪了，如此無情地棄妻而去，說明他井沒有放棄對理想婚姻的渴求，正因為這種渴求非常強烈，卻又遭到殘酷的打擊，他才會產(chǎn)生這樣決絕的報復沖動，可既然如此，他為什么又要接受這個婚姻呢？他自己作過多次解釋。一是說不愿意違背母親的愿望，為了盡孝道，他甘愿放棄個人的幸福。二是說不忍讓朱安作犧牲，在紹興，訂了婚又被退口娘家的女人，一輩子要受恥辱。三是說他當時有個錯覺，以為在酷烈的反清斗爭，中他大概活不長久，和誰結婚都無所謂了。
我相信他說的都是實活。當他作出選擇的時候，他腦子里正有兩個世界。一個是紹興家鄉(xiāng)的世界，它用多年積累起來的傳統(tǒng)倫理和習慣意識，在他內(nèi)心造就一種甘于忍受的心境，以至他一旦返口家鄉(xiāng)，面對親人，心理上便很自然地傾向于擔任犧牲者的角色。另一個則是東京留學生活的世界，它刺激起他的血性，又灌輸給他那么多理想和抱負，以至他一旦沖動起來，便情不自禁地粑自己想象成救國救民的志士。有意思的是，在他面對婚姻的時候，這兩個世界并非簡單地站在兩邊。一個誘使他接受，一個力主他拒絕，而是相反，它們彼此融合，互相滲透，一起把他推向朱安的懷抱。他決意為了盡孝而犧牲自己，當然是表現(xiàn)了傳統(tǒng)倫理對他的深刻束縛，但是，這不同時也表現(xiàn)出一種自信，一種有能力承擔犧牲的重負的自信。甚至是對這重負的不自覺的輕視嗎？你從這自信和輕視背后。是否又能看見那意氣風發(fā)的啟蒙心態(tài)的影響呢？他對朱安的憐憫，自然是表現(xiàn)了對弱小和無辜者的人道主義的同情，但是、他這樣將朱安娶來，又棄她而去，不同樣是造成她的不幸嗎？他所以想不到這一點，也正反映了以男性為中心的傳統(tǒng)倫理思路的影響吧。同樣，他預料自己活不長久而同意接受朱安，自然是表現(xiàn)了東京的激昂氣氛的刺激，但是，這同時又表現(xiàn)了一種深廣的悲觀，一種對個人幸福的不自覺的放棄。而在這些背后，那紹興的世界強加給他的陰郁心緒，不也相當明顯嗎？他為這場婚姻舉出的三個理由，真是把他的內(nèi)心矛盾的復雜性，表現(xiàn)得再清楚也沒有了。
魯迅因到東京，一定有一種輕松感，他可以拋開家里那些煩心的事，專心從事啟蒙了?？伤麤]有想到，就在東京，也有一連串煩心的事情等著他呢。
他早有一個辦雜志的計劃，到這一年返回東京的時候，已經(jīng)聚集了幾位愿意撰稿的同志，經(jīng)費也有人答應提供，于是他興致勃勃，設計封面，選擇插圖，最后連刊物的名字也決定了，叫做“新生”，一個標準的啟蒙主義刊名，可是，事情很快又變了，先是，一位撰稿人去了英國，音訊全無，原先答應的稿件，一個字也不見寄來；接著是那位答應出錢的朋友，支支吾吾地食了言，剩下魯迅和其他兩位不名一文的人，對著那些插畫和封面草圖發(fā)怔。當初辦雜志的消息傳出去時，留學生中間便有人連聲譏笑、一位冒失鬼甚至當面來問：你們辦這雜志有什么用？現(xiàn)在是連雜志也流產(chǎn)，什么都不用回答了。
但魯迅并不泄氣。他一面在其他留學生辦的雜志上接連發(fā)表文章，抒發(fā)那些他原想借《新生》來抒發(fā)的意見，一面又與也到日本來留學的周作人一起，籌借資金，尋找出版商，要將他們翻譯的那批俄國和巴爾干作家的小說結集出版。經(jīng)過一年多努力，書終于問世了，就是分成兩冊的《域外小說集》、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另一種形式的《新生》，倘能夠有影響，多少也可以彌補《新生》流產(chǎn)帶給他的失望?？上У氖牵瑫匿N路很差，上冊印了一千本，下冊印了五百本，可上下冊加在一起。賣出去的還不到一百本。那堆積在寄售處庫房里的剩余的書。足以將魯迅內(nèi)心又一次燃起的希望之火，徹底熄滅。
《新生》的流產(chǎn)和《域外小說集》的滯銷，向他清楚地展示了留學生活的暗淡前景。他在日本已經(jīng)住了七年，最初的狂熱日漸消減。思想上的矛盾開始顯露出來，他也越來越容易懷疑和猶豫了。倘若在這時，能有實際的成績做出來，那還可以堅定原先的啟蒙信念，偏偏又接二連三地遭受挫折，就不能不使他為以后感到擔憂：接下去做什么好？就這樣坐在公寓里讀書、學德語？也就在這時，紹興老家又一次向他撒出網(wǎng)來：因為家中添了朱安，生計日艱：周作人又在東京讀書，還要和那位自本姑娘羽太信子結婚，急需接濟，母親希望魯迅能回國謀生，以養(yǎng)全家——前面已經(jīng)路途茫茫，背后又生出這么多牽制，兩方面一旦合了圍，留給魯迅的回旋余地，也就沒有什么了。一九0九年八月，他離開東京回國，結束了十年的求學生涯。十年前他懷著尋找國家和個人出路的熱情離家遠行，可現(xiàn)在，他卻為承擔他其實并不愿意承擔的責任而返回故鄉(xiāng)，當他站在輪船甲板上回顧那離得越來越遠的日本海岸線的時候，他的心情會是怎樣呢？我想，他一定清楚地感到了命運之神的嚴酷和無情吧。
注釋：
①許壽裳：《我所認識的魯迅》十九頁。
②魯迅：《破惡聲論》，《集外集拾遺》二十一頁，二十四頁。
③魯迅：《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二十六頁。
④魯迅：《破惡聲論》，《集外集拾遺》，二十六頁。
⑤魯迅：《文化偏至論》，《墳》三十六頁。
⑥魯迅：《摩羅詩力說》，《墳》四十九頁。
⑦同⑤。
⑧魯迅：《摩羅詩力說》，《墳》，六十二頁，六十四頁。
⑨同上書，五十三頁。
⑩魯迅：《破惡聲論》，《集外集拾遺》，二十三頁。
！”！”同上。
！”２魯迅：《中國地質(zhì)略論》，《集外集拾遺》，十八頁。
！”３魯迅：《文化偏三淪》，《墳》三十七頁。
！”４魯迅：《破惡聲論》，《集外集拾遺》，二十六頁。
！”５同上書，二十七頁。
！”６景宋：《民元前的魯迅先生》，見孫伏園：《魯迅先生二三事》五十頁。
！”７周作人：周作人回憶錄、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0年版，二百五十頁。
！”８同！”６
！”９魯迅：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四日致許廣平信，《兩地書》三十七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