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就在魯迅自以為無望，只能“待死”的時候，從那深坑的上面，卻又悄悄地垂下了一根繩梯，它就是陳獨秀在一九一五年夏天創(chuàng)辦的《新青年》①。這位因參加“二次革命”而被迫流亡日本的安徽人，年齡與魯迅相仿，性情卻遠比他開朗，剛剛回到上海，就一心要和袁世凱們再戰(zhàn)一場。但他不再像以前那樣指望政治和軍事斗爭，而是轉向思想啟蒙，他的目的也不再是推翻一個袁世凱，而是要鏟除滋生軍閥專制的整個文化和思想傳統(tǒng)，他在心里恨恨他說：別看在政治和軍事上斗不過你們，我現(xiàn)在用新思想和新文化喚醒年輕人，看你們還能站得穩(wěn)身！正是在這種激烈的戰(zhàn)斗情緒的催促下，陳獨秀將《新青年》辦得生氣勃勃，很快就引起了北京、四川甚至遠在美國的志同道合者的響應，胡 適，李大釗，高一涵，錢玄同等人先后參加了編輯部。正巧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決心將這所官氣極重的京師最高學府改造成新思想的大本營，便將陳獨秀和胡 適們請去當教授，《新青年》也隨之遷往北京，聲勢更為壯大。到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北京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學文科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它激動了幾乎每一個敏感的讀書人的心。
魯迅住在北京，又在教育部任職，對這場越刮越猛的新文化運動，當然是知道的。但是，他開始卻并不重視，也不以為它會對社會有多大的作用。他從一位朋友那里聽說了《新青年》，便特地買來看，著完之后，卻沒有多大興趣，就丟開了。對蔡元培改革以后的北京大學，他的印象也不好：“大學學生二千，大抵暮氣甚深，蔡先生來，略與改革，似亦無大效。”③甚至到一九二０年，“五四”學潮發(fā)生一年多了，他還這樣說：“比年以來，國內(nèi)不靖，影響及于學界，紛擾已經(jīng)一年。世之守舊者，以為此事實為亂源；而維新者則又贊揚甚至。全國學生，或被稱為禍萌，或被譽為志士；然由仆觀之，則于中國實無何種影響，僅是一時之現(xiàn)象而已；謂之志士固過譽，謂之亂萌，亦甚冤也?！保骋粋€準備“待死”的人，對世事的理智判斷自然容易悲觀。
但是，就在他的理智如此消極地看待新文化運動的同時，他的生命本能卻作出了熱烈的反應。他畢竟還不到四十歲，就是理智上再絕望，生命的本能沖動也不會甘心，它總要時時冒上來，想拽他離開那單人禁閉式的生活。因此，一旦聽見紹興會館外面的新文化運動的聲浪，它自然就要抓住不放，以此來刺激魯迅內(nèi)心的懷疑意識，將它引向與原來相反的方向，不是懷疑樂觀和理想，而是懷疑悲觀和絕望：我的命運就真是這樣地不可改變了么？難道就只能這樣消磨余生了么？就算不能擺脫母親給自己設下的婚姻桎梏，在對社會的改革上面，我也一點都不能出力了么？社會給了我那么多傷害，為什么我就不能用吶喊來報復它呢？即便于實際并無多大的幫助，至少可以使自己振作一些？……在人的各種意識當中，懷疑意識常常是最有力的，它本身不需要提出證據(jù)，也就很難用什么證據(jù)徹底地駁倒它。越是內(nèi)心矛盾的人，越容易接受懷疑意識的影響，因此，魯迅的生命本能一旦獲得這懷疑意識的幫助，悲觀主義的理智就不大能再長久地壓制住它。到一九一八年，他終于接受錢玄同和陳獨秀的慫恿，開始向《新青年》投稿。先是小說，再是詩，再是雜文和長論：以投身新文化運動為繩梯，他決意要爬出那個“待死”的深坑了。
要爬出去卻不容易，他先得克服一個很大的心理障礙。他這樣描述錢玄同動員他投稿時，他的心理活動：
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
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
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xiàn)在你嚷起來，
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shù)者來受
無可挽回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絕沒有毀壞這
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
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決不能以我之
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④他說得很坦率，雖然是決意吶喊了，心境卻和在東京策劃《新生》的時候大不相同，也和紹興光復后率領學生上街游行的時候大不相同，當年那種真理在手，理想必勝的信念，那種慷慨激昂，志在天下的雄心，已經(jīng)所剩不多，他現(xiàn)在的“確信”是在另一面，那就是鐵屋子的“萬難破毀”。倘若層層追究他提筆作文的最終動力，那大概只有一個“不甘心”：不甘心自己就只有這樣的命運，不甘心社會就這樣保持對自己的勝利。但是，他又要投身一場宣傳新思想的運動，尤其是這樣一場中國式的意在改造社會，救國救民的文化運動③，他必須像陳獨秀們那樣扮演一個演說家和鼓動者的角色，必須向公眾不斷地發(fā)表意見。而且，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這樣為著特定的社會政治目的發(fā)動起來的運動當中，發(fā)動者并不能自由 選擇自己想說的話，他們最初設定的目標，早已為他們劃定了說話的范圍。你不是想喚醒民眾去鏟除專制嗎？你就只能在你的思想武庫當中，選那些最能迅速地打動人心，最能激發(fā)人反抗沖動的兵器來揮舞。在二十世紀一十年代，陳獨秀們手中的新思想，全都是從西方搬來的，人道主義，進化論，科學和民主 ，諸如此類，大家都相信它們是最有效的思想武器，幾乎每一個投身新文化運動的人，都情不自禁會拉開嗓子，熱烈地鼓吹它們。不用說，魯迅倘要給《新青年》寫稿，也就只能講這些東西。
這就是他的心理障礙：一方面，他必須加入陳獨秀們的思想合唱，必須裝得和他們一樣滿懷信心，以為用這些外來的思想就一定能改造中國，可另一方面，他心里又并沒有這樣的信心，他相信的東西甚至正和它相反，這怎么辦？
從他那段有關“鐵屋子”的自我描述，可以看出他是通過這樣兩步克服自己的障礙的。第一步，還是靠那個懷疑意識，雖然自己擁有“必無的證明”，錢玄同的希望卻是指向將來，只要前面還有一個將來，你就不能說它一定不能實現(xiàn)，在這里，他運用的正是那種“即使太陽已經(jīng)從東邊升起了一萬次，也不能說它明天就一定不會從西邊升起”的推論。第二步，既然錢玄同式的希望也能成立、那就不必在它和自己的“確信”之間棄一擇一，而是兩者都不妨接受，心里保留“確信”，手上卻開始“做文章”，說得明白一點，就是干脆戴一副面具。從嚴格的啟蒙主義標準來看，這自然是一種信仰上的不徹底，一種對待內(nèi)心矛盾的靈活性，但是，魯迅恰恰是靠著這種不徹底和靈活性，才跨過了那個心理障礙，發(fā)出啟蒙的吶喊。他早已過了信仰純一的年齡，思想上只會越來越復雜，現(xiàn)在卻在扮演一個信仰堅定的角色，除了戴面具，他還有什么別的法子？在整個二十年代，他甚至都不否認這一點。一九二五年他對許廣平說：“我所說的話，常與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則我已在《吶喊》的序上說過：不愿將自己的思想，傳染給別人。何以不愿，則因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終不能確知是否正確之故。”③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更在公開的文章中寫道：“幾年以來，有人希望我動動筆的，只要意見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夠支撐，就總要勉力寫幾句東西，……人生多苦辛，而人們有時候極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借一點筆墨，給多嘗些孤獨的悲哀呢？”這已經(jīng)是和盤托出了。
于是他擺出了慷慨陳辭，大聲疾呼的神態(tài)。他抨擊現(xiàn)實中種種鼓吹迷信，亂謅“鬼話”的怪事，更駁斥社會上種種捍衛(wèi)“國粹”，詆毀新學的謬論；他號召覺醒者“大叫”，一直要“叫到舊賬勾消的時候”，③更希望青年人“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保浪麡O力鼓勵：“新的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壯，舊的也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進化的路”，！”０更斬釘截鐵地宣布：“生命的路是進步的，……什么都阻擋他不得?！保 ?！”他還多次拿歐洲的事情來作將來的證明，由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歐洲人的自我反省，引出一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族，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的結論！”２；由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他更一往情深地詠嘆：“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３簡直和十年前向《河南》雜志投稿的時候沒什么兩樣了?！@只是一種表相，他心里并不真這樣激昂。就在寫這些隨感錄的同時，他給一位東京的朋友寫信說：“中國人無感染性，他國思潮，甚難移殖；將來之亂，亦仍是中國式之亂，非俄國式之亂也”，甚至斷定，中國的轉變“但有一塌糊涂而已！”！”４比起那些隨感錄，這封信中的話當然深刻得多，我今天閱讀它，仍然感覺到沉甸甸的分量。一個人對社會的未來已經(jīng)有了這樣透徹的認識，他怎么可能激昂得起來？面具終歸是面具。不可能遮沒真人的全身，時間一長，寫的文字一多，魯迅內(nèi)心那些悲觀的“確信”，難免要從面具的四邊溢露出來。一九二三年他去北京一所女子師范學校演講，本意當然是鼓勵年輕人切實爭取人生的幸福，可他講不多久，卻說出了這樣的話：“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警醒他”，②這不又是那個“鐵屋子”的比喻嗎？在這篇不長的演講中，他幾次三番重復這樣的意思，還引了俄國作家阿爾志跋綏夫的話，說是“萬不可作將來的夢”，幾乎要將面具掀開來了。到了一九二五年，他更在雜文中接連表示對于歷史進步論的懷疑和否定：“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雹凼昵埃皇前阎袊^去的歷史看成是一種倒退的歷史，現(xiàn)在他干脆把這倒退的歷史，一直延續(xù)到了現(xiàn)在。于是他要人們到歷史上去尋找“將來的命運”：“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xiàn)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時間的流逝，獨與我們中國無關”；他更悲憤地仰天長嘆：“‘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用了這許多材料，難道竟不過老是演一出輪回把戲而已么？”！”７
一般說來，人總不愿意說話自相矛盾，魯迅所以要戴面具，就是想避免這一點。既然是吶喊助陣，更不應該潑冷水，何況他也并不真能肯定，這仗一定就非輸不可。固此，只要還沒有氣昏了頭，他就總要勉強自己，盡管多說些樂觀的話。可是，就是他的這些勉力吶喊的活，你聽到后來，也常常會不自覺地收緊心胸，因為那吶喊當中，分明顯出一種勉強，一種憤檄，你甚至會覺得它非常刺耳，就像是一種反話。
比方說，還在一九一八年冬天，他就對《新青年》式的啟蒙發(fā)表過這樣的看法：“倘若有人偏向別處走，再勸一番，固無不可，但若仍；日不信，便不必拼命去拉，各走自己的路”，接著還引耶穌和尼采的話：“耶穌說，見車要翻了，扶他一下。Nielzsche說，見車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贊成那穌的話；但以為倘若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聽他罷了?！热艚K于翻倒，然后再來切切實實地幫他抬?！保 保高@些話的整個的意思，當然是積極的，“各走自己的路”也好，“切切實實地幫他抬”也好，都是主張有為的。但是，你再仔細體味，就會發(fā)現(xiàn)還有一層意思，那就是放棄——倘若他們不肯聽勸，那就隨他們?nèi)グ?，這就和《新青年》的基本立場不一樣了。既是想改造社會，那就不能講放棄，倘若這個“他”不止是代表一群遺老遺少，它更意味著形形色色的愚昧的人群，意味著從趙太爺?shù)桨ⅲ训纳鐣亩鄶?shù)呢？“他”將使整個民族都墜人滅亡，你還能放棄嗎？可是，從魯迅這話的邏輯來看，他的回答應該是：“不錯，也一樣放棄。”事實上，在一年以前，他早已在私下作出過這樣的回答：“蓋國之觀念，其愚亦與省界相類。若以人類為著眼點，則中國若改良，固足為人類進步之驗……；若其滅亡，亦是人類向上之驗，緣如此國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類進步之故也?！雹垡痪哦荒辏诠_的文章中說：。一個人死了，在死者自身和他的眷屬是悲慘的事，但在一村一鎮(zhèn)的人看來不算什么，就是一省一國一種……”２０活雖故意只說了半句，但那個“聽他罷了”的范圍有多大，卻是標示得明明白自了。我當然理解他的苦心，這“實在不行就算了”的說法，其實是一劑預防針，是用來穩(wěn)定啟蒙者的情緒，使他不至于為了收不到效果而失去信心，目的還是在打氣的。但是，恰恰是他這種先找一條心理退路的打氣方式，使人禁不住要心里發(fā)涼，那對啟蒙的無效的透徹的預感，實在凸現(xiàn)得太觸目了。
在談及思想啟蒙的時候，他還有一種特殊的說法，就是強調(diào)它的長期性。一九二五年他說：“現(xiàn)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兒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jīng)說過的‘思想革命’人……而且還是準備‘思想革命’的戰(zhàn)士，和目下的社會無關。待到戰(zhàn)士養(yǎng)成了，于是再決勝負?！保?！”在另一處地方，他說得更具體：“現(xiàn)在役奈何，也只好從智識階級一其實中國并沒有俄國之所謂智識階級，此事說起來話太長，姑且從眾這樣說——一面先行設法，民眾俟將來再談?！保玻策@其實還是那個“各走自己的路”的意思，是預防久攻不克的焦躁而先作的一種心理準備，并不是啟蒙沒有效果，而是它本來就來得慢，社會一定會有改變，民眾也一定能夠醒悟，只不過這一切都在遙遠的將來，你現(xiàn)在還不能夠看見－－差不多七年之后了，他卻還是在重復“聽他罷了”的諸，你說這是吶喊呢，還是嘆氣？
當然，魯迅在“五四”前后發(fā)表的最重要的文字，還是小說。從《狂人日記》到《白光》，他四年間一氣寫下了十多篇。他自己說，他寫這些小說是意在“吶喊”２３，你順著這個角度去讀，也果然會從中聽出啟蒙的呼叫?！犊袢巳沼洝肥墙野l(fā)中國歷史的“吃人”的本質，《孔乙己》則是表現(xiàn)冷酷人世的另一種“吃人”的真實。《藥》凸現(xiàn)了老百姓的深入骨髓的愚昧，《風波》則強調(diào)了中華民國的徒有其名的脆弱?！栋坠狻访枥L出舊式文人的無可挽回的悲劇，控訴和諷刺都遠比《孔乙己》犀利；《阿Ｑ正傳》對病態(tài)的國民靈魂的透徹的揭發(fā)，對辛亥革命前后中國社會情形的深刻的表現(xiàn)，更是匯聚成宏大雄壯的啟蒙的吶喊，顯示出“五四”那一代人的社會批判的最高水平。不用說，與隨感錄相比，這些小說更能夠表現(xiàn)魯迅的吶喊的激情。
但是，就像他那些獨特的打氣的話一樣，你細讀他這些小說，到最后也會在吶喊的聲響之外，又覺出另外的意味。譬如《狂人日記》，那“狂人”對“吃人”的歷史的批判是那樣徹底，在吃人者的包圍中間又那樣不屈，最后還要高喊“救救孩子”，你多半會將他奉為一名清醒的先覺者吧，可是，魯迅在小說的引言當中，卻引用“狂人”的哥哥的話，說他“早已愈，赴某地候補矣”，２４一旦把這引言和正文部分聯(lián)系起來，你會產(chǎn)生什么樣的感覺呢？再譬如《藥》，以“愚昧的鄉(xiāng)民拿啟蒙者的鮮血當藥吃，作為基本情節(jié)，通篇的描寫又是那樣冷峻陰郁，盡管作者在結尾添了一個花圈，放在啟蒙者的墳頭，整篇作品的壓抑的氛圍，還是會使你喘不過氣來。尤其是《阿Ｑ正傳》，從第一章 的有意的挪榆和戲諺，到最后一章 描寫阿Ｑ臨刑時的不自覺的緊張，作者的敘述態(tài)度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先前那居高臨下的氣勢逐漸消失，你最后看到的，竟是一種與阿Ｑ感同身受式的絕望的悲哀，到這時候，一種無以名狀的消沉和沮喪情緒，會不會早已悄悄地潛入你的心頭？還有那篇《頭發(fā)的故事》，主人公Ｎ竟說出這樣一長篇話：“你們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發(fā)了，又要造出許多毫無所得而痛苦的人！現(xiàn)在不是已經(jīng)有剪掉頭發(fā)的女人，因此考不進學校去，或者被學校除了名么？……仍然留起，嫁給人家做媳婦去，忘卻了一切還是幸福，倘使伊記著些平等自由 的話，便要苦痛一生世！……你們的嘴里既然并無毒牙，何以偏要在額上貼起‘腹蛇'兩個大字，引乞丐來打殺？”２５簡直是重申那個“鐵屋子”的比喻，那“假使尋不著出路，我們所要的倒是夢”的憤辭了。
魯迅寫《狂人日記》和《阿Ｑ正傳》這類小說，本意當然是在以啟蒙的眼光，去刻畫昏睡著的“他們”，他甚至還擔心，“我雖然竭力想摸索人們的魂靈，但時時總自憾有些隔膜?！保玻犊墒?，文學創(chuàng)作畢竟有自己的法則，無論作家抱著怎樣的動機。一旦進入創(chuàng)作，總難免要受這法則的約束，而它的頭一條，就是：以白你目己！因此，魯迅就是心再誠，再想遵從啟蒙主義的“將令”，他內(nèi)心的那些與啟蒙態(tài)度并不相符的情感體驗，還是會不由分說地涌上筆端。即使在設計人物，編織情節(jié)這樣一些較富于理智的活動中，他大致能夠排除它們的干擾，一進入具體的描述，卻不能不聽任它們自由 出入了。小說家非但不可能在描述他人的時候，保持完全的冷靜，他也不可能完全去描寫他人，他自己的心緒，總會以這種或那種方式進入作品，成為他的描寫對象。連寫雜文，魯迅那副啟蒙主義的面具都不能遮住他的陰郁情緒的流溢，在小說里，這面具的遮蔽作用就更有限了。
魯迅是以一種非常獨特的方式，加入“五四”那一代啟蒙者的行列的，這獨特并不在他的戰(zhàn)斗熱情比其他人高，也不在他的啟蒙主張比其他人對，他的獨特是在另一面，那就是對啟蒙的信心，他其實比其他人小，對中國的前途，也看得比其他人糟。即便是發(fā)出最激烈的吶喊，他也清醒地估計到，這吶喊多半不會引來什么響應；就在最熱烈地肯定將來的同時，他也克制不住地要懷疑，這世界上恐怕是只有黑暗和虛無，才能長久地存在。是命運造就了他的這種獨特之處，而“五四”以后的歷史證明了，這也正是他的過人之處。
注釋
①這份刊物最初的刊名叫《青年雜志》，一九一六年起改為《新青年》。為行文方便，我一開始便稱它為《新青年》。
②魯迅：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六日致許壽裳信，《魯迅書信集》上卷，二十頁。
③魯迅：一九二０年五月囚日致宋崇義信，《魯迅書信集》上卷，二十八貝。
④魯迅：《自序》，《吶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五頁。
⑤如果以歐洲十七和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作為標準，“五四”新文化運動就很難算是二場真正的啟蒙運動。它的發(fā)起者們的那種明確的救世目的，那種借思想學術來推動政治變革的功利意圖，尤其是它賴以產(chǎn)生的那種普遍的關于國家民族的危機意識，都決定了這場運動必然具有一系列富于中國特色的性質。限于篇幅，在這里無法詳細展開討論，但我在一篇題為《一份雜志和一個社團 ”——重評“五四”文學傳統(tǒng)》的論文（《上海文學》，一九九三年第四期）中，從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的角度，對這場文化運動的特點作過初步的分析。
⑥魯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致許廣平信，《兩地書》，六十二頁。
⑦魯迅：《寫在后面》，《墳》，二百零八至二百零九頁。
⑧魯迅：《隨感錄，四十》，《熱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三十頁。
⑨魯迅：《隨感錄·四十一》，《熱風》，三十二頁。
⑩魯迅：《隨感錄·四十九，，《熱風》，四十四頁。
⑾魯迅：《隨感錄·六十六》，《熱風》，六十六頁。
！”２魯迅：《隨感錄·六十一》，《熱風，，五十九頁。
！”３魯迅：《隨感錄·五十九》，《熱風》，五十六頁。
！”４魯迅：一九二０年五月四日致宋崇義信，《魯迅書信集，上卷，二十九頁。
！”５魯迅：《娜拉走后怎樣》《墳》，一百十八頁。
！”６魯迅：《忽然想到．三》，《華蓋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十頁。
！”７魯迅：《忽然想到·四》《華蓋集》，十三頁。
！”８魯迅：《渡河與引路》，《集外集》，三十一頁。
！”９魯迅：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致許壽裳信，《魯迅書信集》，十八頁。
２０同！”！”
２！”２２同６
２３同４
２４魯迅：《汪人日記》《吶喊》，七頁。
２５魯迅：《頭發(fā)的故事》，《吶喊》，四十八頁。
２６魯迅：《俄文譯本序》，《集外集》，七十六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