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戴著面具，吶喊得頗為吃力，魯迅投身啟蒙運動的個人目的，畢竟很快就實現(xiàn)了。向《新青年》投稿不久，他就贏得了編輯部同人的尊敬，應(yīng)邀參加每月一次的編輯委員會會議，和錢玄同一樣，成為雜志的中堅人物。由于《狂人日記》等一系列小說，尤其是《阿Ｑ正傳》的陸續(xù)發(fā)表，他更引起北京、上海等地讀者的廣泛關(guān)注，《狂人日記》甚至彼選進小學的國文課本。從一九二０年開始，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等六七所學校相繼聘他為講師和教授，他對中國小說史的研究。在學術(shù)界頗受稱贊。在文學界，他的影響就更大了，沈雁冰、鄭振擇等人組織文學研究會，就尊他為重要的指導者；后來的“淺草社”、“春光 社”和“沉鐘社”，更將他看成前輩和導師。他還與幾位朋友創(chuàng)辦《語絲》周刊，發(fā)起“未名社”和“莽原社”，以至被人視為文壇上的一派的領(lǐng)袖。每到晚間，他的會客室里便有青年人圍坐，熱切地望著他，希望能聽到中肯的教誨。他不再是紹興會館里那個默默無聞的“待死”者了，他現(xiàn)在成了大學講臺上的名教授，讀者欽慕的名作家。

他的自我感覺也變了。他從小就有一種不自覺的優(yōu)越感。這既是來自出身的優(yōu)越，也母來自智力的早熟。他到日本以后的自薦軒轅的激情，正有很大一部分是源于這種自視甚高的胸懷。你仔細看他返回中國之后的種種悲憤情緒，種種自居犧牲，甘愿待死的舉動，都少有一般沮喪者的頹唐氣息，倒是常常會顯出激烈的意味，就更能夠體會他骨子里的優(yōu)越感，惟其有過那樣崇高的自許，卻偏偏到處碰壁，才會轉(zhuǎn)而釀成激烈的自絕沖動。因此，一旦他能夠引來青年人的矚目，獲得社會的承認，壓在心靈深處的自尊情感就立刻會冒上心頭。何況中國文人向來有重視功名的傳統(tǒng)，魯迅在南京求學時，曾模仿《離騷》的格式作過一首長詩，最后兩句日：“他年芹茂而樣香兮，必異藉以相酬”，①就充分表現(xiàn)了這種功名心。我可以肯定，隨著社會名譽的日漸增長，他的自信也一點一點恢復(fù)，先前那些受人輕蔑、走投無路的記憶，應(yīng)該一天比一天淡薄了。但是，魯迅介入公眾生活的后果，卻不僅僅是收獲贊譽和尊崇，他還引來了惡意和敵視。他那樣猛烈地攻擊舊傳統(tǒng)，自然會引起保守主義者的不滿，有一次口答《京報副刊》的提問，他寫了一句：“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②竟招來一大串反潔和攻擊。他那樣熱情地替青年人說話，也確實贏得了青年讀者的歡迎，就又會引起一班名人和準名人的嫉妒，種種諷刺、挖苦的言論，也便悄悄地扔了過來。特別是上九二五年的“女師大風潮”，更使他和一批官僚、學者緒下了冤。

早在一九二四年，北京女于師范大學的學生就和校長楊蔭榆發(fā)生沖突，群起告狀，要教育部撤校長的職，一直鬧到一九二五年春天，雙方仍然相持不下。魯迅開始對這件事并不熱心，依舊每周去上一次課，下課鈴聲一響，便挾起書包回家。幾乎不多說一句話。但是，到這一年四月，情形大變，先是司法總長章士劊以兼任教育總長的身份，公開支持楊蔭榆，接著是楊蔭榆展開攻勢，一舉開除六名學生領(lǐng)袖，然后是段祺瑞出面發(fā)布恫嚇性的命令，章士釗則下令解散女子師范大學，要將造反的學生連鍋端掉！一邊是手無寸鐵的女學生，一邊卻是從校長到總長到總理，恃強凌弱到了這個地步，稍有正義感的教員都會看不下去。也就在這個時候，魯迅和女師大的學生許廣平等人開始來往，通信日漸頻繁，好感逐漸加深，他在感情上，也會不自覺地向這批學生傾斜，于是在五月十二日的《京報副刊》上，他公開表態(tài)支持學生，隨后又聯(lián)絡(luò)其他一些教員，聯(lián)名宣告反對楊蔭榆。不用說，從章士釗那一面立刻就射來了箭。先是幾位向來就有點看他不慣的教授，例如陳西瀅，轉(zhuǎn)彎抹角地諷刺他挑剔鳳潮；接著是章士鍘以“結(jié)合黨 徒，附合女生”的罪名，撤了他在教育部的職；在教育部的辦公會議上，還有人提議不發(fā)魯迅被解職以前的欠薪，要從經(jīng)濟上打擊他。魯迅自然大怒，他一面連續(xù)寫文章，措辭激烈地還擊陳西瀅，他在這一年寫下的雜文中，差不多一半是在和他們打筆仗。一面又自己擬了狀子，向法院控告章士釗“違法”。就論辯的筆力而言，那批教授哪里是他的對手，戰(zhàn)不多久，就有陳西瀅的朋友徐志摩出來，要求雙方“帶住”，而他還不罷休，寫了《我還不能“帶住”》的雜文，指責他們是在“串戲”。至于打官司，拖了大半年，也終于是他勝訴，法院撤消了章士釗的命令，準許他口教育部復(fù)職，而此時章士釗已經(jīng)離開了教育部。

魯迅雖然得了“勝利”，在北京的處境卻逐漸惡化。“女師大風潮”還沒有結(jié)束，段棋瑞的士兵在執(zhí)政府門前槍擊請愿學生的“三·一八”慘案又發(fā)生了。魯迅非常憤怒，在《語絲》上發(fā)表文章，稱這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雹圻@自然更觸怒了官方，三月什六日的《京報》上就有消息透露，在內(nèi)閣討論通緝北京學界人士的名單中，赫然列著魯迅的名字。雖然最后實際通緝的，僅是李大釗等五人，這對魯迅還是一個嚴重的威脅。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他先后往“莽原社”和幾家外國人辦的醫(yī)院躲避，有一次太倉促了，竟只能躲在一家德國醫(yī)院的雜物倉庫里，十天之后才搬出去。居然弄到了得罪最高當局，不得不東躲西藏的地步，比起在紹興會館的平安的日子，是更不如了吧。

單是遭受官府的壓迫，魯迅大概還能夠承受。北洋政府并沒有真來搜捕他，他的避難生活也并不都是那樣狼狽。從另一面講，官府的壓迫正表明了被壓迫者的力量，倘若北洋政府真來艘捕他，只要不被抓住，魯迅多半也能從中獲得自傲的勇氣吧。但是，他遇到的情形卻復(fù)雜得多。就在他似乎是挫敗了那批官僚學者的攻擊的同時，這攻擊卻促成了他自己內(nèi)心的兩種陰郁心緒的大爆發(fā)。

其中一個，就是不得不做官的痛苦。他當初到教育部任職，本意只在逃離紹興。中國文人向來有做官的傳統(tǒng)，那又是共和政府的教育部，所以他并不覺得，以一個自由 知識分子的身份去做官，有什么不合適。可到“五四”前后，情形就不同了。先是袁世凱稱帝，再是曹餛賄選，在許多知識分子心目中，北洋政府早已經(jīng)喪失了合法性，隨著新文化運動的高漲，種種強調(diào)知識分子社會獨立性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一股鄙視官場的風氣，正逐漸蔓延開來、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發(fā)起“進德會”，要求會員除不嫖、不賭、不娶妾之外，更要做到不作官吏，不當議員，可見這風氣的流行程度。魯迅身在官場，對其中的黑暗自然看得清楚，即使初到北京時，他曾想借這個位置為社會作點事，到二十年代初，他一定已經(jīng)明自了，這做官是非常無聊的事，他根本不應(yīng)該做官。但是，為了負擔家族的生活，他又不能扔掉這個飯碗。他每月的官俸是三百塊大洋，雖說經(jīng)常欠薪，只能發(fā)二三成，每月卻也有近百元，不是個小數(shù)目。他也曾盡力教書，一度同時在兒所學校兼課，每月的講課費卻只有十幾元，太少了。從少年時代起，他就吃夠了貧困的昔頭，他很早就懂得了沒有錢，什么事都干不成，在那篇《娜拉走后怎樣》的演講中，他那樣強調(diào)“經(jīng)濟權(quán)”，就正是出于自己的痛苦經(jīng)驗。因此，盡管滿心不愿意，他卻仍然繼續(xù)坐在教育部的辦公室里，除了張勛復(fù)辟時，曾辭過幾天官，一直都沒有離開。就是袁世凱準備登基，他也只象征性地辭去“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會小說服主任”這個虛銜，并不真辭職。這似乎是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一種尷尬。和傳統(tǒng)文人不同，他們很早就知道應(yīng)該到官場之外去建立自己的立足點，可是，他們置身的社會仍然是專制統(tǒng)治的一統(tǒng)天下，即便那些似乎是非官方的社會組織和空間，你仔細看看，也都會發(fā)現(xiàn)有許多或明或暗的官場的影于在其中晃動。因此，在大多數(shù)時候，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似乎是注定了要承受這樣的痛苦，他們渴望洗干凈自己，卻總是發(fā)現(xiàn)爬不出污泥坑。

魯迅當然意識到這種尷尬。尤其是“五四”以后，他那一代啟蒙知識分子中間，像他這樣兼當教員和官員的人越來越少，這尷尬也就日益觸目。在公開和私下的場合，他不止一次用自嘲的口吻說自己“是一個官”。甚至一冬二六年復(fù)職以后，還在《記“發(fā)薪”》中借題發(fā)揮，大講一通“中華民國的官”，足見他對自己為官的身份，是怎樣耿耿于懷?？墒?，自己解嘲是一回事，另。人指摘又是另一回事，就在他用種種辦法企圖消解那份尷尬的時候，陳西瀅們卻直接來桃他這塊心病了：“他（指魯迅）從民國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從沒脫離過。所以袁世凱稱帝，他在教育部、曹錕賄選，他在教育部……”甚而至于“代表無恥的章士釗”兔了他的職后，他還大嚷‘金事這一個官幾例也并不算怎樣的“區(qū)區(qū)”……其實一個人做官也不大要緊，做了官再裝出這樣的面孔來可就叫人有些惡心了吧?！薄ｔ斞笇﹃愇鳛]們的抨擊，通常都很有力，但對陳西瀅的這番指摘，他的筆卻有些軟，竟舉出張勛復(fù)辟時曾辭過官，最近又被章士釗。革了職這兩件事為自己辯護，而這等于承認了陳西瀅的基本立論一在北洋政府中做官不光彩——是正確的。魯迅后來說，人一旦站到辯誣的立場，不免就有點可憐，他這一向恰恰是不自覺地陷入了這種可憐的境遇，我們不難想象，那痛合會怎樣沉重地壓迫他。

更痛苦的是還要和章士釗打那樣的官司，從知識分子的立場講，你章士釗這樣惡劣地鎮(zhèn)壓學生，就是不革我的職，我也該辭職抗議，魯迅被革職后，同事許壽裳和齊壽山不就憤而辭職了么？可魯迅沒有這樣做，而是向法院控告章士釗違法，要爭國那個官職。這里面當然有意氣，他偏要和章士釗針鋒相對地斗一場，但深究他的動機，他不能失去這份生計，恐怕也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吧。不管是什么意圖，他為了一個官職與章士釗打官司，總和一般知識分子潔身自好的標準不大相符，所以，他不得不向朋友多次解釋：“其實我也太不像官，本該早被免職的了。但這是就我自己一方面而言。至于就法律方面講，自然非控訴不可?！雹刹恢涝S壽裳和齊壽山對魯迅打這場官司會怎么看，他們大概能理解他的苦衷。但是，他們?yōu)榱怂o職，他卻打官司要捍衛(wèi)自己的官職，兩相比較，我總覺得不大對頭。也不知道魯迅寫這一類信時心里是怎么想，他大約也感到某種不安，覺得應(yīng)該為自己解釋一下吧。

與此相關(guān)的第二種陰郁心緒，就是發(fā)現(xiàn)自己的無能為力。無論是“女師大”風潮，還是“三·一八”慘案，也無論是與章士釗們斗，還是躲避“執(zhí)政府”的迫害，幾乎所有的事情都向他重復(fù)同一句話，你是一個無用的人，你總是居于劣勢，再有理也沒有用，他們只要一舉手，你便完了，李大釗不就被殺掉了嗎？他們可以隨意抓人、殺人，可以隨意撤你的職，不給你錢，你叉能有什么辦法去報復(fù)他們？你只能寫幾行憤怒的詞句，可對他們來講，幾行字又算得了什么？當年袁世凱下令由警察局審查報刊，不就把全國都治得鴉雀無聲了嗎？他們可以殺報館老板邵飄萍，愛封郵家報紙就封哪張報紙，你書桌上的幾頁稿紙，他們哪里放在眼中？魯迅不能不承認了：“我現(xiàn)在愈加相信說話和弄筆的都是不中用的人，無論你說話如何亭理，文章如何動人，都是空的。他們即使怎樣無理，事實上卻著著得勝?！雹垭m然他緊接著又說：“然而，世界豈真不過如此么？我要反抗，試他一試，可在十二天后，他又向許廣平坦白了，“那豈不過如此么”的話，其實是專對她講的，并不代表他的真心。從一九二五年下半年起，他更在公開的文章中接二連三地貶低文人、文字和文學的作用，語氣也一次比一次更為激烈。就在寫《無花的薔藏之二》的中途，他聽到了”三'一八”慘案的消息，拿這個流血慘案和自己正在寫的那些諷刺文字一對比，他頓時覺出了自己的可悲：“已不是寫什么‘無花的薔薇，的時候了……。當我寫出上面這些無聊的文字的時候，正是許多青年受彈飲刃的時候?！笨墒撬龅?，依然只是再寫一些文字，什么如此殘虐陰狠的行為，不但在禽獸 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什么“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這不是一件事的結(jié)束，是一件事的開頭”，用了最嚴重的詞匯，依然掩不住它們的“無聊”，于是他忍不住在結(jié)尾蹦：“以上都是空話。筆寫的，有什么相刊”③直到這一年十月，他還壓不下心頭的憤激：“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淚揩了，血消了，屠伯們逍遙復(fù)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燃而我只有‘雜感’而已?！雹谝环N庸感自己在專制面前無能為力的悲哀心情，深深地罩住了他。

這就是陳西瀅和章士釗。們給予他的最大的傷害，他們逼他看清了自己的這一面：當面對黑暗的時候，他其實并不能無所畏俱。單是為了生計，他就不得不勉強自己繼續(xù)去做官；他也并沒有多大的力量，用了那樣的犧牲換來的，依然是一個無能為力。一個人有了這樣的自我認識，那就無論從世俗成功中收獲多少自信，都會被它抵消掉吧。

當然，魯迅在二十年代上半葉遭受的最大的打擊，還是來自他自己家庭的沖突，他對骨肉親情的理想的破滅。人都是矛盾的，他當初那樣厭惡紹興舊家的生活，不惜孤身遠行，可他畢竟是浙江 人，在寒冷的北京孤孤單單生活那么久，又難免會覺出其他種種的難捱來。他已經(jīng)年屆囪十，昔日那拓荒的生氣日漸淡薄，一種對溫 暖的家庭生活的渴望，不知不覺就從他心底滋長起來。因此，他一丸一丸年將全家接到北京，與先已到達的周作人夫婦一起，聚居于西直門內(nèi)八道灣十一號的時候，他對這種大家庭的生活，似乎又覺得可以接受了。你看他那樣盡心竭力地維持這個家庭。他自己并無子息，可買下八道灣的房子，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取其空地很寬大，宜子兒童游玩”，！”０考慮的全是兩位兄弟的孩子。大家議決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掌管家政，魯迅每次發(fā)了薪水，就將絕大部分交 給她，甚至還拿出一部份寄往東京，接濟羽大的娘家。即便對羽大的不知節(jié)儉，他漸生不滿，經(jīng)濟上還是極力撐持，絕少怨言。他仍然不喜歡朱安，分屋而臥，形向鄰人，但對她還是客客氣氣，以禮相待，好幾位學生勸他送其回紹興，他都不忍實行。對母親更是格盡孝道，只要母親開口，他就是不情愿，也總立刻答應(yīng)。到后來，朱安對他的有些要求，也通過母親傳遞，他也知道，卻依舊說：“好！好！”似乎是袍定了宗旨，情愿受些委屈，也要維持住整個家庭的和睦。

我相信，他這不單是為了盡義務(wù)，也是為自己。一個人有個溫 暖的家，他抵抗社會壓迫的能力就會增強。無論在教育部如何受氣，也無論從報刊上讀到多少令他惱火的文字，他只要推開八道灣十一號的大門，看見明亮的燈光，家人的笑臉，還有那一群吵吵嚷嚷的侄兒侄女，心頭就立刻會感到一股暖意，一股親情的滋潤和慰藉吧。當全家人圍坐在一起吃晚飯，滿屋子彌漫著酒菜的香味和團 圓的氣氛時，他大概更能真切地體會到生存的一份重要的價值吧。說到底，人的生存意義，就體現(xiàn)在他人對你的需要之中，即使魯迅對社會的變革完全失去信心，對自己在這變革中的作用也不存指望，他的精神世界大概仍不會垮掉，還有一根堅固的支柱在支撐著他，那就是他對和睦的家庭生活的期待，對自己作為這個家庭的主要維持者的自豪。

但是，連這最后的一根支柱，也很快折斷了。一九二一年周建人全家遷居上海，八道灣十一號的后院頓時空寂了許多。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魯迅更和羽太信子發(fā)生一次嚴重的沖突，隨之和周作人鬧翻了。究竟為什么事和羽太發(fā)生沖突，到現(xiàn)在還是個謎。魯迅在這一天的日記里、僅僅寫了一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既要記下這件事，又不想把沖突的詳情自紙黑字地寫出來，他對待這次沖突的態(tài)度，耐人尋味。再看周作人，這一天的日記上干脆一字不提、卻在沖突后的第五天，自己到前院給魯迅送去一封絕交 信：“魯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xiàn)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請不要再到后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保　保矎念^到尾是一種看清真相，大夢初醒的口氣，還隱約夾著一絲諒解魯迅的意思，歐但對那場具體的沖突，仍然不置一辭。當事人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會明白，魯迅的母親就曾對一位當時也借住在十一號前院的熟人說：“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鬧起來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頭天還好好的，弟兄二人把書抱進抱出地商量寫文章……”！”４直到今天，所有當事人和知情者都回避談?wù)撨@場沖突，這本身便向人暗示了理解這沖突的大致的方向，它顯然極大地傷害了周作人的感情，使他覺得無法再像以前那樣與魯迅相處。就從那一天起，他和魯迅徹底絕交 了。

魯迅和周作人一鬧翻，八道灣十一號的大家庭也就垮了。一九二三年八月初，距離那場沖突才半個月，他就遷往西城的磚塔胡 同六十一號。他原打算一個人搬走，曾對朱安說，你或者留在八道灣陪母親住，或者回紹興娘家，我會按月寄錢供養(yǎng)你。但朱安想了一想，回答說：勺、道灣我不能住，……紹興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磚塔胡 同，橫豎總要人替你燒飯、縫補、洗衣、掃地的，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保　保邓矡o話，于是一同搬去。比起八道灣，磚塔胡 同的房子是又小又矮。在那邊原來是融融洽洽的一大家人，這里卻只有朱安一個人日夜相伴。他很快就病了，而且是大病一場，連續(xù)幾十天發(fā)燒，咳嗽，還吐了血。在這之前，他從沒有這樣病過。他一晚接一晚地失眠，心頭充滿了傷心和憤恨。除了母親，他最親近的就是兩位兄弟，尤其是周作人，不但感情深厚，志趣也相投，從世界大勢，人類命運，到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社會現(xiàn)實，彼此都有許多共同的看法，那種娜所見略同的共嗚，給他們的手足之親又添上一份心靈相通的情味。他到北京以后，不年間和周作人的通信，各人都在三百封以上，這是怎樣難得的情誼！可現(xiàn)在，兄弟反目成了仇人，他去八道灣取自己的書，周作人竟舉起一個銅香爐要砸過來，這冤仇怕是解不開了。因此他格外痛恨羽太信于，屢次對人說：“我是被家中的日本女人放逐出來的?！保酪痪哦哪陮憽叮ㄙ固脤Ｎ碾s集）題記》，署名“宴之敖者”，其中的“宴”，由人、日、女三部分組成，“敖”的古字為“青”，由出、放兩部分組成，正是暗指“被家中的日本女人放逐”。直到一九二六年十月寫《鑄劍》，給那個代眉伺尺報仇的黑衣人取名，還是用的“宴之敖者”，他對羽大的憎恨，也不可解了。他在社會上經(jīng)受了那么多的敵意，現(xiàn)在這八道灣的大家庭又四分五裂，雖然還有母親的慈愛，但他在家庭生活上落到現(xiàn)在這個困境，不正有很大一部分，是母親親手造成的嗎？連母親都是如此，這世上還有什么東西值得珍貴呢。對家庭和骨肉親情的幻滅，是將他推人最深刻的悲觀了。

他到北京已經(jīng)十年。這十年中，他盡力掙扎，奮斗，似乎也取得了一些成功?？稍诟畹囊饬x上，他的生活境遇其實是惡化了。十年前他可以寫信給朋友，請他們幫他尋生路，隨便怎樣的路他都可以走，只要是生路便行。現(xiàn)在他卻有了種種的牽制，親族的負擔沒有減輕，又添上了自己社會身份的限制，單是那一張啟蒙者的面具就夠沉重了。十年前他的敵人都很卑瑣，不過是浙江 甚至紹興一隅的小人，現(xiàn)在他的怨仇可就厲害了，他們正對他占著絕大的優(yōu)勢。十年前他再怎樣孤單，心中并不是一片空自，家中有慈愛的母親，更有志同道合的兄弟，可現(xiàn)在這些親情都飄散了，他幾乎成了一個徹底孤獨的人，唯一陪伴在身邊的，又是那樣一個他絕不喜歡的朱安……十年苦斗，卻換來這樣一個結(jié)果，固然是脫離了“待死堂”，卻落入了更加痛苦的大絕望，這教他怎么承受得了？

注釋

！”魯迅：《祭書神文》《魯迅詩全篇》，十頁。

２魯迅：《青年必讀書》，《華蓋集》，七頁。

３魯迅：《無花的薔蔽之二、《華蓋集續(xù)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五十六頁。

４西瀅：《致志摩、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

５魯迅：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致臺靜農(nóng)信，《魯迅書信集（上）》，七十三頁。

６魯迅：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致許廣平信，《兩地書》，五十九頁。

７魯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致許廣平信，《兩地書》，六十二頁。

８魯迅：《無花的薔帝之二》《華蓋集續(xù)編》，五十四一一五十六頁。

９魯迅：《華蓋集續(xù)編》校訖題辭，《華蓋集續(xù)編》，一百三十六頁。

！”０胥克強：《魯迅在北京故居調(diào)查》，《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三輯）》，二十六頁。

！”！”《魯迅日記（上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三百九十五頁。

！”２周海嬰編：《魯迅、許廣平所藏書信選》，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三十四頁。

！”３對周作人信中所謂“過去的事情”，千家駒有如下的解釋：”魯迅在日本留學時，即與一日本女人姓羽大的同居 。羽大如即為信子的姓，那么作人的老婆原來是魯迅的舊好，魯迅自日本返國后，還每月負擔羽大的生店費用，……可見羽太與魯迅的關(guān)系不是一般的關(guān)系，而已夫婦的關(guān)系”（《魯迅與羽大信子的關(guān)系及其他》，香港，《明報月刊》，一九九二年一月號）。

！”４許羨蘇：《回憶魯迅先生》，《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三輯）》，三十二頁。

！”５俞芳：《封建婚姻的犧牲者——魯迅先生和朱夫人》，《魯迅生乎史料匯編（第三輯）》，四百八十頁。

！”６許廣平：《欣慰的紀念》，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二十五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