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說，他被“四·一五”事變嚇得目瞪口呆：“我恐怖了。”！”他并非“清黨 ”的對象，一直到離開廣州，都沒有受到國民黨 的迫害，在很大程度上，他是這場事變的局外人。事變后第五天，他寫信給朋友：“這里現(xiàn)亦大討其赤，中大學生被捕煮有用十余人，別處我不知道，報上亦不大記載。其實這里本來一點不赤，商人之勢力頗大，或者遠在北京之上。被捕者蓋大抵想赤之人而已。也有冤枉的，這幾天放了幾個?！保部跉馄降且粋€局外人的態(tài)度。一九二七年年底，他又在通信中說：“時事紛壇，局外人莫名其妙（恐局中人亦莫名其妙），所以上兩個月來，凡關(guān)涉政治者一概不做”，３更是明確以局外人自居了。可是，他為什么要用那樣重的詞來形容自己？

其實，“目瞪口呆”也好，“恐怖”也好，都是一種比喻性的說法，它們的對象并非是從警車上跳下來的士兵，而是從自己內(nèi)心涌上來的“鬼氣”。一九二七年他到廣州，這在他的精神歷程上，是一步近于孤注一擲的險棋。他同那“鬼氣”已經(jīng)苦斗了好幾年，在北京是節(jié)節(jié)敗退，于是借著與許廣平的相愛，跑到廈門重振旗鼓，不料又是站腳不穩(wěn)，只好再往廣州，這里是北伐的起點，也是許廣平的居處，為公為私，都是他擊退“鬼氣”的最后戰(zhàn)場了?？墒?，到廣州才幾個月，遠至“革命”陣營內(nèi)部的血腥的屠殺 ，近至：現(xiàn)代評論”派勢力在中山大學的伸展，他發(fā)現(xiàn)自己還是著著失敗，即使有許廣平從旁安慰，也還是擋不住種種期望的一一破滅一；他很知道，他對“鬼氣”的驅(qū)逐是又一次失敗了。向希望和樂觀攀爬得商手滴血，最后還是～咕嗜滑人絕望和虛寵 的深淵，他能“恐怖”嗎？

他的“鬼氣”大爆發(fā)了?！八模晃濉笔伦儎偨Y(jié)束，有一位日本記者訪向他、他說：“中國革命的歷史，自古以來，只不過是向外族學習 他們的殘酷性。這次的革命運動，也只是在三民主 義－－國民革命等言辭的掩護下，肆無忌憚地實行超過軍閥的殘酷行為而告終。－－僅限于在這一點上學習 了工農(nóng)俄羅斯”４。幾個月后，他又寫道：“革命的被殺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千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被殺于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被殺于革命故鄉(xiāng)或并不當作什么而被殺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保嫡驗樗蔷滞馊?，才會這樣來看待國民黨 的“清黨 ”；也正因為他將這一次的屠殺 與歷史上的種種屠殺 聯(lián)系到一起，他才整個地厭棄它，就像他厭棄歷史上的那些屠殺 一樣。他初到廣州的時候，滿口是希望和將來，可你看他對日本記者的談話，分明是一臉循環(huán)論者的神情。在他的詞匯當中，“革命”一直是個褒意詞，可現(xiàn)在他卻把革命看成是變幻無常的殘殺，濫殺無辜的借口，甚至把中國革命的歷史等同于殘酷和吃人的歷史——他簡直是全面退口在紹興會館抄碑的時候了。

我特別注意一丸二七年七月，他答復一位署名有恒的讀者的信，這是他在思想上返回抄碑時候的一份詳盡的宣告。他說，他對青年的“妄想”已經(jīng)破滅，互相殘殺的“血的游戲”已經(jīng)開頭，他甚至看不出它會收場：他當初甘心蟄伏，不就是出于這種對將來的嚴重的絕望么？他又提出一種“醉蝦”的說法：“中國的筵席上有一種‘醉蝦’，蝦越鮮活，吃的人便越高興，越暢快。我就是做這醉蝦的幫手，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嘗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這不也正是十年他那個“鐵屋子”的論斷的翻版么？他還發(fā)現(xiàn)，他先前的吶喊“其實也是無聊的”，它并不真能夠觸痛社會和民眾，否則，“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因為“民眾的罰惡之心，并不下于學者和軍閥，”６這就更是那“愚民的專制”論的大發(fā)揮了。歷史，將來，思想啟蒙，民眾——在這些基本的觀念上，他現(xiàn)在全都蚣到了絕望和虛無感一邊?！兑安荨防镞€有尋找希望的宣告，有一擲“遲暮”的誓詞，他現(xiàn)在是比寫《野草》的時候更沮喪了。

《答有恒先生》也并非都是重復舊話。就在那段否定自己對社會的攻擊的文字中，他嘆道：“我之得以偷生者，因為他們【指民眾】大多數(shù)不識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薄Ｕ堊屑汅w味這段話罷，那一股痛感自己渺小無用的悲憤之情，如此強烈，如此不掩飾，恐怕是他以前未曾表現(xiàn)過的吧。他初到廣州時固然說過，文學是最無用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不開口，就殺人，但他這樣說的主要情緒，還是那種“秀才遇見兵，有理講不清”的激憤，那種文明人遇見野蠻人的悲哀，雖將文人貶為最不中用，精神上的優(yōu)越感依然存在?？赡憧础洞鹩泻阆壬分械脑?，優(yōu)越感幾乎全部消失，從字里行間一股股冒出來的，分明是另一層自覺多余的沮喪，一種深感無聊的冷氣。它們是從哪里來的？

我想，這還是那個局外人的處境給他的饋贈。我在前面說過，無論從中國士大夫的傳統(tǒng)眼光來看，還是從西方近代啟蒙主義的眼光來看，像魯迅這樣的人，在社會上都應(yīng)該是很重要的。事實上，在“五四”時代，以《新青年》同人為核心的那一群啟蒙者，正占據(jù)了社會變革的中心位置，他們自覺到自己對于社會和民眾的重大責任，這構(gòu)成了他們的自信的基本理由。這也自然，既然是知識階級充當社會變革的倡導者，他們當中的領(lǐng)袖人物自然顯得格外重要。魯迅既是這群人中的一個，就同樣有這份精神上的優(yōu)越感，他投身新文化運動之后的社會經(jīng)歷，似乎又都證實著他的價值。新文學的創(chuàng)造自不用說，就是與章士釗打官司，被列入政府通緝的黑名單，也從另一面證實了，他并非無足輕重。在廈門大學和中山大學，他受到青年人那樣熱烈的歡迎，這就更容易使他確信，他對這個社會有很大的影響力。在和許廣平的通信中，他會那樣談及他的“地位”，他“歷來的一點小小工作”，７就說明了他的自負。因此。即便他很早就對自己有深刻的失望，即使從《新生》流產(chǎn)和“三·一八”慘案之類的事情中，他已經(jīng)敏感到知識分子在黑暗社會中的無價值，他在理智上卻一直不愿意承認，他那樣用力壓制虛無感的“鬼氣”，主要也就是要壓制對自己無價值的預感。這個預感太可怕了，它是要抽走他精神世界的一根最粗大的支柱，他只要還有一點辦法，就總要全力穩(wěn)住它。

可是，他到廣州以后的種種體驗，尤其是“四·五”事變后的時局的發(fā)展，卻逼得他不能不承認，自己其實是上個無足輕重的人。并不是他自已想超然事外，恰恰相反，他本來是想發(fā)揮作用的，所以才那樣召開緊急會議，力主管救被捕的學生。但是，人家根本就不理踩他，那個緊急會議等于白開；他遷出中山大學之后，差不多半年時間里，廣州更似乎將他遺忘，幾乎沒有人去招呼他。局勢一天天變化，與他卻毫無關(guān)系。那些人自己殺來殺去，你爭我奪，猶如上大群鱷魚在河中廝殺爭搶，攪得濁浪滔天，血腥氣彌漫兩岸。整個社會則像一條破船，就看它們廝殺的結(jié)果來決定自己的航向。至于像他這樣的知識分子，能夠躲得遠一點，不被它們順手擄卞河去，吞進腹中，就算是萬幸了，他自己就說過：“我這回最僥幸的是終于沒有被做成為共產(chǎn)黨 ?！?。什么喚醒民眾，“救救孩子”，什么“更向舊社會進攻”，全都是自己的空想，局外人的錯覺，于實際的社會毫不相干。不是還有青年學生愿意聽他的指引嗎？可是，他對青年卻不再相信，正派老實的青年自然有，他們的命運是作“醉蝦”；別樣的青年就更不必提，他們多半會齜出利牙，躍入河中一也變成小鱷魚！《答有恒先生》中那自覺多余的沮喪和冷氣：就正是從類似上面這樣的思緒中，源源不斷地發(fā)散出來的吧。

魯迅心中彌漫著那么濃厚的虛無感，又早已經(jīng)看透中國社會的無望，就是再清楚地發(fā)現(xiàn)自己被擠到了社會的邊緣，他也應(yīng)該是無所謂了吧，對一個本就打算背向社會的人，社會的冷落又算得了什么？可是，魯迅的情況并非如此。還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他剛剛開始造受廣州的激進青年的批評，他就在一封給北京的朋友的信中，特別強調(diào)他的著作在廣州如何暢銷：“我所做的東西，買者甚多，前幾天漲到照定價加五成，近已賣斷。而無書，遂有真筆版之《吶喊》出現(xiàn)，千本以一星期賣完?！保挂粋€真正自信的作家，恐怕是不會這樣對人詳述著作的銷售情況的，越是深信讀者對自己的崇拜，他有時候反而要挑剔這種崇拜。你看在北京時，魯迅不贊成小學課本選收《狂人日記》，說是怕將自己的思想傳染給天真的孩子。他甚至對慕名來訪的青年人說，倘若有誰“以我為是，我便發(fā)生一種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類的命運倘若一見之后，覺得我非其族類，不復再來，我便知道他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０就正以一種特別的自我挑剔的方式，顯示了高度的自信。因此，看到他在廣州這樣向人報告讀者如何喜歡他的書，“我實在是感到悲哀，他也太看重社會對自己的態(tài)度了，他似乎承受不了社會的冷淡，一旦敏感到這冷淡的征兆，他就本能地要去尋找證據(jù)，來證明社會對自己依然熱情。遭受一點“落伍”的批評，都會如此動搖自信，那自己究竟是不是社會變革的局外人，就更會成為一件生死攸關(guān)的大事。在他租住的那間悶熱的西屋內(nèi)，他一面編《朝花夕拾》，一面又忍不住寫道：“做著這等事，真是雖生之日，猶死之年……”！”！”四個月之后他又說：“要自殺的人，也會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尸的易爛。但遇上澄靜的清池，涼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殺了?！保　保策@時候，他和許廣平的愛情之花正開得鮮艷；就是編《朝花夕拾》這樣的回憶文集，從容品味往日的印象，對個人也應(yīng)該是極富情趣的樂事。可他似乎都視而不見，從筆底流瀉出來的，竟是那樣痛覺到生命的無用和無聊，飽含悲哀情味的文字，我真不知道許廣平當初讀到這些，心里會怎么想。也許她能夠理解魯迅，知道在他的心理天平上面，“社會”其實比什么都重，他可以對社會表示絕望，卻不能夠失去社會對他的敬重，因為他對自己的全部信心，都是建筑在這敬重之上。魯迅既然是這樣一個人，他怎么可能對自己的局外人的身份無所謂呢？

他勢必要在心底反復琢磨：“我怎么會變成這樣一個局外人？我和社會的真實的關(guān)系究竟是怎樣的？知識分子在現(xiàn)實社會中到底扮演一個什么樣的角色？我今后該怎么辦？……”在他滯留廣州的那半年里，甚至他遷進景云里的新居之后，他的思緒大概都很難離開這些問題。他并沒有明自對人說過，他究竟是怎樣想的，但他到上海之后，接連去幾所大學作演講，題目是《關(guān)于知識階級》，《關(guān)于文學與革命問題》，《文學與社會》和《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單從這些題目就可以看出，他這琢磨的思路和輪廓，大致是怎樣的了。概括起來，他這些演講主要說了四個意思。第一，知識分子和文藝家的特性是敏感，“他確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訴大眾”，“文藝家的話其實還是社會的話，他不過感覺靈敏，早感到早說出來”；除此之外，他們并無實際的力量，“有了思想，就會沒有勇氣了”，“孫傳芳所以趕走，是革命家用炮轟掉的，絕不是革命文藝家做了幾句‘孫傳芳呀，我們要趕掉你呀’的文章趕掉的”。第二，惟其敏感，要說話，知識分子和文藝家必然會與統(tǒng)治者和政治家發(fā)生沖突，“知識和強有力是沖突的，不能并立的”；“文藝和政治時時在沖突之中”，“政治家認定文學家是社會擾亂的煽動者，心想殺掉他，社會就可平安”。第三，既然有這樣的特性，又為當權(quán)的政治家所厭惡，那就無論在什么社會，知識分子和文藝家總是要痛苦，要遭難的，“他們對于社會永不會滿足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文學家的命運并不因自己參加過革命而有一樣改變，還是處處碰釘子?，F(xiàn)在革命的勢力[指北伐軍]已經(jīng)到了徐州，在徐州以北文學家原站不住腳；在徐州以南，文學家還是站不住腳，即共了產(chǎn)，文學家還是站不住腳”。第四，既然如此，知識分子和文藝家的存在意義是什么呢？他們可以使社會熱鬧起來，“他們預備著將來的犧牲，社會也因為有了他們而熱鬧，”“社會太寂寞了，有這樣的人，才覺得有趣些。人類是喜歡看看戲的，文學家自己做戲給人家看，或是綁出去砍頭，或是在最近墻腳下槍斃，都可以熱鬧一下子?！保　保?

我這樣一條一條地復述魯迅的意見，心里實在是很難過，這都是些什么樣的說法：為了緩解局外人的沮喪，他不借將知識分子和文學家一貶到底，將他們的悲慘說到極處，這看上去像是理智的分析，其實包裹著多么強烈的憤激！和三年前提出“中間物”的說法一樣，他下意識里還是求助于“必然性”：你本來就只能是局外人，社會本來就不會尊重你，這一切都是必然的事情；你又何必耿耿于懷呢？在另一處地方，他甚至從知識分子的必然的碰壁里，引申出他們的新價值：“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詩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xiàn)實上的運命；而現(xiàn)實的革命倘不粉碎了這類詩人的幻想或理想，則這革命也還是布告上的空談。但葉賽寧和棱波里是無可厚非的，他們先后給自己唱了挽歌，他們有真實。他們以自己的沉沒，證實著革命的前行。他們到底并不是旁觀者。”！”４立論如此曲折，竟至于將知識分子被社會變革的殘酷現(xiàn)實所吞噬，也說成是對這變革的介入，為消除那局外人的沮喪，他實在是盡了全力。但這并沒有多大的效用。三年前他對自己說，你必然是個犧牲者，因為犧牲本身有正面的意義，他這自辟就能有效果；現(xiàn)在他又對自己說，你必然是個受冷落者，碰釘子者，可無論受冷落也好，碰釘子也好，本身都是很可憐的事情，這就等于說，你必然是個可憐的人，這樣的自辟怎么會有用呢？他是為了自我辟解才重新解釋知識分子的命運，可到頭來，這樣的解釋只會更加重他的沮喪和消沉。直到一九二九年春末，他在北京對大學生演講，仍然從“打倒知識階級”的話題開始，仍然反復講“巨大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文學者還須滅亡”，！”５就說明他還是陷入這些問題里，先前的答案都不管用。

像自己這樣一個作家，一個知識分子，在這殘酷叵測的社會中究竟有什么用？他恐怕是再也不可能把這個深刻的惶惑逐出心底了。

整個的生存意義都成了疑問，剩下的就只有眼睛看得見。兩手摸得著的物質(zhì)生活了。一九二七年夏天，魯迅對一位親近的朋友說：“我想贈你一句話，專管自己吃飯，不要對人發(fā)感慨（此所謂‘人’者，生人不必說，即可疑之熟人，亦包括在內(nèi)）。并且積下幾個錢來”；又說他自己：“我已經(jīng)近于‘剎那主義’，明天的事，今天就不想?！?！”６從先秦時代起，中國士人便有“義”、“利”之辨，“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孔夫子這一句名言，成為幾千年來自居君子之位的士人的立身信條。到了魯迅那一代人，腦筋雖然開通得多，不會再那樣輕貶實際的物質(zhì)利益，但把精神追求放在物質(zhì)利益之上，依然是普遍的處世原則。固此，倘若他們公開宣稱妄“積下幾個錢”，那總是因為對精神的價值發(fā)生了懷疑。連知識分子的價值都找不到了，那又何必太拘束，徒然苦了自己呢、于是魯迅明明在四月份就辭去了中山大學的全部職務(wù)，人也已經(jīng)搬出了大學，卻依然收下學校當局送來的五月份的薪水，并且對朋友說：“中大送五月份的薪水來，其中自然含有一點意思。但魯迅已經(jīng)‘不好’，則收固不好，不收亦豈能好？我于是不發(fā)脾氣，松松爽爽收下了。”！”７于是他到上海之后，明明已經(jīng)對國民黨 深感失望，卻依然從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開始，從南京政府大學院[即教育部]領(lǐng)取每月三百元的“特約撰述員”薪水。一年以后，這筆錢改為“教育部編輯費”，他照領(lǐng)；甚至后來和國民黨 公開對立了，他也還是照領(lǐng)，一直領(lǐng)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借用他的話說，這自然也“不好”，雖然是大學院院長蔡元培主動送來的錢，它畢竟是國民黨 政府的官俸。你看一九二九年五月，許廣平寫信告訴他收到了這個月的錢：“中央行那張紙，今天由三先生托王[魯迅三弟周建人的妻子王蘊如]去轉(zhuǎn)了一個地方，回來的收據(jù)，放在平常的地方一起了，”！”８用詞如此，隱晦，處置又如此小心，連轉(zhuǎn)帳都要借弟媳的名義，后來印行《兩地書》時，更把這段話全部刪去，就說明他自己也明自知道這“不好”?？伤匀话丛率帐?；那種看破了“義”的虛妄，先管“利”的實益要緊的虛無情緒，不可謂不觸目。一九二八年夏天，他更對一位朋友說：“處在這個時代，人與人的相擠這么兇，每個月的收入應(yīng)該儲蓄一半，以備不虞?！焙髞碛忠辉僦貜停骸罢f什么都是假的，積蓄點錢要緊！”一邊說，神情還很激動，！”９就本性講，魯迅的手其實很松，不說他對家人的長期資助，就在他勸人“積下兒個錢”的一九二七年，他也不止一次地拿出錢來，幫助陷于困厄的青年人，那位“有恒”便是其中的一個。因此，他這些似乎是極端重視物質(zhì)實利的言行，正從另一面證實了“鬼氣”在他內(nèi)心的再次獲勝，它竟能將一個在廣州那樣熱烈地謳歌希望的人，這樣快就逼入“剎那主義”的精神死角。

隨著內(nèi)心“鬼氣”的再度上升，魯迅那種挑剔人，不信任人的脾氣，也又一次膨脹起來，你看他勸人儲錢的理由，就是“人與人的相擠這么兇”。在北京時，他這脾氣已經(jīng)很大，但他似乎很少懷疑親近的朋友，也盡量克制自己，不向熟識的青年人發(fā)火?？傻綇B門以后，他在這方面的克制力越來越弱。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對許廣平說：“即如伏園所辦的副刊，我一定就也是被用的器縣之一，”“前口因莽原社來信說無人投稿，我寫信叫?？?，現(xiàn)在回信說不停，因為投稿又有了好兒篇。……現(xiàn)在從許多事情觀察起來，覺他們之于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時便竭力使役，可以詰責時便竭力桔責，可以攻擊時自然是竭力攻擊……”２０這里說的幾個人，都是他非常親近的年輕朋友，他卻用這樣重的話指責他們，他對人的懷疑已經(jīng)是擴大到幾乎所有人了。因此，他有時難免會產(chǎn)生“天下無一個好人”的感覺：“我其實還敢站在前線上，但發(fā)見當面稱為‘同道’的暗中將我當傀儡或從背后槍擊我，卻比被敵人所傷重其悲哀。長虹和素園的鬧架還沒有完，……聽說小峰也并不能將約定的錢照數(shù)給家里，而家用卻沒有不足……”２！”從莽原社和未名社的青年朋友，到關(guān)系密切的書局老板，甚至到北平家中的母親和朱安，他全用挑剔的眼光望過去。那一頂“暗中將我當傀儡的罪名，又何其寬泛，他的青年朋友當中，恐怕也沒有誰能夠逃脫了。對親近者尚且如此、對較生疏者就更不用說。一位舊日的學生去拜訪他，正遇他下課歸來，面有倦容，便關(guān)切地建議他不妨搬一張椅子，坐著上課，不料他臉一沉：“你說坐著講課好，那么搬張小床 去講，不是更適意嗎？”２２簡直是動輒發(fā)怒了。

遷居上海以后，他這脾氣更發(fā)展了。以前多半還是對許廣平私下發(fā)牢騷，現(xiàn)在卻經(jīng)常形諸辭色。林語堂是他極熟的朋友，他到上海的當天和第二天，林語堂都來探訪陪伴?？捎幸淮斡暨_夫請吃飯，席間為了幾句活，他就勃然變色，與林語堂大吵起來，十多年的友情，從此變質(zhì)。錢玄同更是他的老朋友了，可因為說過“人一過四十，便該槍斃”之類的話，引起他的不快，他一九二九年到北京，遇到錢玄同，競拉下臉來，不和他說話，一對老朋友，從此也絕了交 。與老朋友交往都如此嚴峻，他那“脾氣大”的名聲在上海就更大了。也在這一年秋天。他在家里招待一位東京留學時的老朋友，正巧兩位年輕朋友章廷謙和柔石也在場。談笑之間，那老朋友笑指魯迅：“咳，你這個呆蟲”，竟將章、柔二人嚇了一大跳，他們面面相覷，生怕魯迅受不了這個戲謔，會和那老朋友翻臉。２３你想想，他那神經(jīng)過敏，容易發(fā)脾氣的毛病，已經(jīng)到了多么嚴重的地步。他在文字上，也不再掩飾對別人的惡意的湍測，一九二九年寫有關(guān)《語絲》的回憶，就直截了當指責孫伏園當初辦《語絲》，是拿他當“炸藥”。２４他甚至也不再掩飾對母親的不滿。他到北京省母，去的時候自然是滿懷孝心，可住不幾天，他就寫信向許廣平發(fā)牢騷；返回上海之后，更對朋友說，他原想在北京家里多住幾天，“后來一看，那邊，家里是別有世界，我之在不在毫沒有什么關(guān)系，……所以早走了?！保玻邓晕淖謱ε笥衙鞔_表示對母親的不滿，這是第一次。他當然知道自己有那樣的名聲，曾寫信對人說：“我總覺得我也許有病，神經(jīng)過敏，所以凡看一件事，雖然對方說是全都打開了，而我往往還以為必有什么東西在手中或袖子里藏著。但又往往不幸而中，豈不哀哉”。２６似乎是承認自己有病，卻又說“往往不幸而中”，其實還是替自已辯護，并不真以為是神經(jīng)過敏。像他這樣的病態(tài)心理鄉(xiāng)就是自己真想克服，也未必能夠轉(zhuǎn)變，他現(xiàn)在還不自覺，那就只能是愈益發(fā)展了?！?

不用說，他這病態(tài)心理的陰影也自然會罩住景云里的那幢小樓。最初的興奮和歡樂過去之后，他很快就會覺察到家庭生活的另外一面。一九二八年四月，一位青年朋友問他是否應(yīng)該結(jié)婚，他回信說：“據(jù)我個人的意見，則似為禁欲，是不行的，中世紀之修道士，皆是前車。但染病[指與妓女交往而染上梅毒之類]是萬不可的。……于是歸根結(jié)蒂，只好結(jié)婚。結(jié)婚之后，也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但兩害相權(quán)，我以為結(jié)婚較小?！保玻冯m然是勸人結(jié)婚，但語詞之間，你看不到一絲對愛情和婚姻的浪漫熱情。兩年以后他又說：“愛與結(jié)婚，確亦天下大事，由此而定，”但愛與結(jié)婚，則又有他種大事，由此開端，此種大事，則為結(jié)婚之前，所未嘗想到或遇見者，然此亦人生所必經(jīng)（倘要結(jié)婚），無可如何者也?！保玻杆踔翑嘌?，一個人結(jié)婚以后，“理想與現(xiàn)實，一定要沖突。２９魯迅是很認真的人，別人鄭重地來問他，他一定也是鄭重地去回答：他明說是根據(jù)自己個人的意見，那他說的這些話，就多少是含有他親身的體驗。這些話當然都不錯，兩個相愛的人結(jié)婚，本來只是他們互相適應(yīng)的漫長歷程的起點，像魯迅和許廣平這樣個性特別的人，互相適應(yīng)的困難就尤其比一般人大，同居 生活中遠非羅曼蒂克的那一面，自然會逐漸顯露出來。何況家庭并非一只密封的鐵罐子，他們的戀愛同居 ，至少在魯迅這一面，從一開始就不是他們而人間的事情，而是他向自己整個命運的一次奪路而逃式的抗爭，他在家庭之外的種種遭遇，更必然會強有力地影響他們兩人單濁相對時的心緒和氣氛，他會將愛情和婚姻描述得這樣透徹，應(yīng)該說也很自然。但是，看看他說這些話的時間，離他們正式同居 才半年多，我仍然覺得，他這透徹的認識是來得太快了。誰能想到，他在杭州度“蜜月”，快活得像一個小孩子的時候，心底竟已經(jīng)存著這樣一份透徹的認識？與許廣平同居 ，當然是給了他很大的慰藉，從身心兩方面都增強了他對抗社會的力量，但同時，這恐怕也使他更深切地體驗到了人性的復雜，人生的難于兩全，而禁不住與那久久纏繞他的虛無情感，又添加一份深刻的共鳴。

他這樣常常以惡意來揣測別人，是否就不再上當了呢？并不，他依舊免不了上當。與那位要作他“義子”的廖立峨的交往，自然是不用說了。一九二八年，一位自稱姓黃的青年向他求詩，他認真寫了四句寄去：“禹域多飛將，蝸廬騰逸民。夜邀潭底影，玄酒頌皇仁?！辈涣线^了一段時間，卻見一份官方色彩的雜志上登出這首詩，而且是用手跡制成封面，這才知道受了騙，就說明他還是缺乏警戒心。因此，看到他在二十年代晚期心緒如此惡劣，與熟人朋友動輒翻臉，對應(yīng)該懷疑的人卻每每喪失警惕，我就特別感到悲哀。他這多疑和易怒并不是表示他的為人之道的轉(zhuǎn)變，而是證實了他對自己立身之道的惶惑的深廣，他的精神危機的深重。倘說他與許廣平同車離京南下，是開始了對內(nèi)心“鬼氣”的又一輪反抗，是從那精神“待死堂”的第二次逃離，那到這個時候，這反抗和逃離全都失敗了，自從回國以來，那“鬼氣”還從沒有像現(xiàn)在這樣重壓過他。

注釋

！”魯迅：《答有恒先生》，《而已集》，四十頁。

２魯迅：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致李霽野信，《魯迅書信集（上）》，一百三十七頁。

３魯迅：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致邵文榕信，《魯迅書信集（上）》，一百七十五頁。

４山上正義：《談魯迅》，《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四輯）》二百九十六頁。

５魯迅：《小雜感》《而已集》，九十六頁。

６同！”。

７魯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致許廣平信《兩地書》，一百八十七頁。

８同！”。

９魯迅：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致李霽野信《魯迅書信集（上）》，一百三十二頁。

！”０魯迅：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致李秉中信《魯迅書信集（上）》，六十一頁。

！”！”魯迅：《小引》，《朝花夕拾》，一頁。

！”２同５。

！”３本段中所引文字，分別出自這幾次演講的兩個記錄下來的講稿，即《關(guān)于知識階級》（《集外集拾遺》，二百三十六至二百四十四頁）和《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集外集》，一百零一頁至一百零八頁）。另兩次演講的講稿未能保留下來，但據(jù)當時的聽眾的回憶，內(nèi)容大致與這兩個講稿相同。

！”４魯迅：《在鐘樓上》，《三閑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二十九頁。

！”５魯迅：《現(xiàn)今的新文學的概觀》，《三閑集》，一百零五頁。

！”６魯迅：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六日致章廷謙信，《魯迅書信集（上）》，一百四十九頁。

！”７魯迅：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致章廷謙信，《魯迅書信集（上）》，一百四十七頁。

！”８許廣平：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致魯迅信，《兩地書》，二百六十四頁；并《研究》，二百十四頁。

！”９鄭奠：《片斷的回憶》，見沈尹默等著《回憶偉大的魯迅》，上海，新文藝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六頁。

２０魯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致許廣平信，《兩地書》，一百六十一頁，并《研究》，九十七頁。

２！”魯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致許廣平信，《兩地書》，一百六十四頁：并《研究》，一百零一頁。

２２倪文宙：《深情懷念魯迅師》，見紹興魯迅紀念館編?。骸多l(xiāng)友憶魯迅》，一九八六年版，一百十九頁。

２３川島（章廷謙）：《一件小事》，見《回憶偉大的魯迅》，三十八頁。

２４魯迅：《我和的始終》，《三閑集》，一百三十頁。

２５魯迅：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致章廷謙信，《魯迅書信集（上）》，二百二十三頁。

２６魯迅：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五日致章廷謙信，《魯迅書信集（上）》，一百九十六頁。

２７魯迅：一九二八年四月九日致李秉中信，《魯迅書信集（上）》，一百八十七頁。

２８魯迅：一九三０年五月三日致李秉中信，《魯迅書信集（上）》，二百五十五頁。

２９魯迅：一九三０年九月三日致李秉中信，《魯迅書信集（上）》，二百五十八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