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六年二月底，我接到通知，迷迷糊糊去別的部門開會。

被驚著了，因為在“新聞聯(lián)播”里要開一個有我名字的專欄，叫“柴靜兩會觀察”。

在場有個叫汪汪的姑娘，倔下巴，一叢黑發(fā)又硬又直，大眼睛毒得很，在日記里記下一小段當時的情況，“柴靜比想象中瘦小，像個初二女生。有人在大聲嚷嚷，很吃驚的樣子：‘這么多人，就為她一人忙活？’她好像完全沒有聽見?！侣劼?lián)播’和央視一套兩會期間同時包皮裝一名記者，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做慣了精雕細刻的深度報道的柴靜，知道她要面對的是什么嗎？”

我不記得這些對話，可能聽見了也沒心思想，我發(fā)愁的是根本不知道怎么做兩會。

我想按新聞專題的方式做，可兩會不是“新聞調查”，沒條件做深度專題，這次涉及四個部門合作，三十多位記者同時參與采訪，每個人都有自己跟了多年的地方代表團 ，各有各的采訪對象和采訪主題，節(jié)目很短，一人一句話就過去了，我的存在大概也就是包皮裝一下節(jié)目。

我找來老范和老郝，想弄個演播室加些評論內容，但跨部門做事，新部門沒有演播室系統(tǒng)，找人都不知道該找誰，所有的布景、片子、燈光……全超越常規(guī)來做。

汪汪的任務是協(xié)助我們，她日記里寫道：“柴和她的伙伴不停地提出要求，設想著更完美的結果，申述著對節(jié)目的追求。而我和我的伙伴瞪著熬得通紅的雙眼，不停逼著自己想辦法，求制作部門搬桌子，求電信部門拆機器……我心說：‘哪怕你把我們部的辦公室給拆了，也比到處求人好辦?！?/p>

老范、老郝是我拉來純幫忙的，我對她們急，又怕她們跟人急，更怕別人對她們急，腹背夾擊，心里像過了火一樣，干燥焦黃。

好在汪汪人活臉熟，一件件都差不多解決了。臨時演播室就建在新聞直播間的過道里，臺領導審片時經過，路過電線，每人都得局促地停住，小小跳一下。汪汪記錄道：“柴靜不停地說：‘怎么能這樣干呢？’有人嘆了一聲：‘貧賤夫妻百事哀?！旯ず?，柴靜很克制，很客氣，說：‘我們能自己干的自己干，盡量不麻煩別人?！?/p>

我一點都不記得說過這樣的話，也不知道會給別人帶來這樣的感受。那時候滿心里只有自己要做的事。

但這么做，根本做不下去。

汪汪日記里寫：“面對柴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我不得不一直吿訴她：做不到?！?/p>

“十分鐘的節(jié)目想一以貫之?！薄白霾坏?。必須滿足兩會期間各路代表委員發(fā)言露臉的需求，要保證他們的時間。”

“想做出深度?！薄白霾坏?。三十多路記者分頭采訪，面是攤得開，深度是不可預知的?！?/p>

“想事先設計?！薄白霾坏?。做后期節(jié)目的人無法安排柴靜的日程表?！?/p>

“只要我有空我就可以采訪。”——“做不到。采訪線索、采訪對象、采訪路線、采訪設計要靠多個部門共同組成的前期記者團 安排?！?/p>

她繼續(xù)寫著：“柴靜忍耐著，沒有流露出不滿。她臉上撲著粉，不，說掛著霜更像一些。她仍然表現(xiàn)出很有涵養(yǎng)的樣子，但是，當一個人表現(xiàn)得很有涵養(yǎng)，其實是傳遞著不以為然的意思。”

瞧我當年這后娘臉，這讓人為難都不自知的勁兒，不知道她是怎么忍過來的。

兩天后，我在臺東門跟老范、老郝告別：“你們都回去吧，再也別來了。”她倆想說什么，我止住了：“你們要在，我更不好過，走吧。”加上當天有點夕陽。戰(zhàn)場上掩護戰(zhàn)友先撤似的。

日后汪汪說：“你會有那樣的心情，我可能比你自己都先知道。你堅持到生硬的地步，不肯讓自己軟弱下來，對人好又不知道怎么表現(xiàn)，有的樣子實在是有點可笑呢。”

我橫下心，不折騰，一切按慣例來，這樣最簡單，因為我連采訪都不會了。按“新聞調查”的習慣，每采訪一個人，坐下來問個二三十分鐘還問不完?？扇思沂峭砩系男侣劰?jié)目，只要三十秒的同期，一句話。我這兒問半天，節(jié)目根本來不及。

后來編導也沒辦法，寫了張紙讓采訪對象念。我握著話筒，站在那兒舉著。

拍完了，同事安慰我：“先打一槍，然后再在那個洞上畫一個靶子，效果是一樣的?！?/p>

我拖著話筒線，蹭著地，踢里踏拉往回走。

常青是我的現(xiàn)場攝像，穿件戶外裝，手里攥倆核桃，到哪兒都揉著。他不太愛說話，尤其跟女同志，工作拍完完。在街上等車的時候，他大概看出我的沮喪，忽然開口說：“要不送你倆核桃吧，時間長了，磨圓了就好了。”

汪汪在日記里寫：“今天傍晚柴靜完成采訪回來，看見我第一句話問：‘你看我是不是成熟多了？’”

“我愣了一下：‘怎么了？’”

“她不肯說。不說就不說吧。這幾天，柴靜的臉色活泛多了。雖然有時會悄悄地嘆氣。但不管什么情況，跟人說話總是神色和悅，有時還會反過來安慰別人?！?/p>

她寫：“但我寧可聽別人發(fā)火，也不愿意聽她嘆氣?！?/p>

我出溜了，放棄采訪，演播室也不弄了，隨同事自己采，我找個人民大會堂的中心位置，對著彩旗昂首闊步錄完一個串場，卸妝回家。

回到家，我父母來北京陪我們姐妹一陣子，我跟我爸去給他的電動自行車上牌照，但當時在北京掛牌，發(fā)票除外，還要暫住證。我本以為辦暫住證帶上個照片和身份證 就可以了。去了才知道，還需要房主的戶口本。可房東住在豐臺，去一趟太遠。

我爸說：“算了?！?/p>

我媽說：“還是去吧，聽說零八年外地人沒有暫住證就得被遣送回去。”

老頭有點倔：“那我不出門了。”

再勸。

他起身去臥室了：“我回山西去。”

媽在擇韭菜，半天不作聲，忽然說了一句：“其實最怕的是生病，生病以后醫(yī)保在家里，還得回去住院?！?/p>

我爸老說要回山西，還有一個原因，他不說，但我知道，他總覺得應該再去掙掙錢。

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都知道，如果不違法違規(guī)，要讓父母在北京住，住在老人生活方便點的城區(qū)，有一套小點的房子，得多少年。這是身為人子的責任，但父母總覺得孩子的負擔太重，心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