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一個哈佛的老教授，社會上這么多問題，改起來有很多惰性，怎么改？他說，讓問題浮出水面，讓它“不得不”改變。

我們第一次在直播中現(xiàn)場連線，讓選民全程在線聽會，直接對代表作出評價。有記者采訪我，瞪大眼睛問：“難道不滿意也能說??？”

“當然可以啦，這是社會常態(tài)，有滿意就有不滿意，有了不滿意才能更好地督促代表履職。”

采訪農民工代表康厚明的時候，我們連線了深圳的農民工吉峰，他在直播中批評康厚明前一年履職時“過于軟弱”。這是我們兩會節(jié)目里，第一次出現(xiàn)對人大代表的批評，未見得全面客觀，但可貴在于呈現(xiàn)了分歧。第二年，吉峰聽到康厚明在兩會上談到農民工養(yǎng)老保險轉續(xù)，地方保護主義是繞不開的障礙之后，給了他掌聲。

連線最后，我問吉峰：“你為什么要提出你的意見和疑問？”

他說：“我們不對自己的事情關心，誰來關心呢？”

直播完，回來車上有同行問：“你們這節(jié)目這么說那么說，會不會有風險？”

我想起老毛，當天采訪完他先走了，我正在直播鏡頭前采訪另一個代表呢，忽然眼前一黑。

一個黑影直接從鏡頭前穿過。

全場皆驚。

是老毛，嘴里還嘮嘮叨叨：“我的玉米呢？”他一把從我身邊的桌子上拽走了那只黃澄澄的大穗玉米，看都沒看這一屋子人，和正對著的鏡頭。一回身，又從直播鏡頭前昂頭闊步出去了。

玉米是剛才采訪的時候他落下的。他帶玉米來，不是當電視臺的道具，急著要拿回會場，是去說服其他代表。他心里眼里都沒有直播的鏡頭。

這只金穗大玉米兩會結束后我要來了，放在我家書架上，是四年兩會我留的唯一紀念。

二〇〇九年以后，我沒再參加兩會的報道，汪汪還是寫信給我說說人和事的進展。她有時候沮喪，有時候興致勃勃，有時候對我不耐煩：“你說得太天真，你能做的只有相信，卻不能證明它的存在?！庇幸惶?，看到她一封長信，說直播中又采訪了老毛，今年明顯脾氣急，為了一個持續(xù)多年的提案，農民貸款難，他提了幾年，之前答復一直是“在探索中”。

今年，他說：“光探索不行，現(xiàn)在探索多少年了，城里能抵押農村為什么不能抵押？剛才說擔保法，法律是不是人定的？為什么不能趕快修改？今天就得提提這事，你說著急不著急？農民不貸款農民怎么能夠發(fā)展？不能總是探索，怎么解決得拿出辦法了?！?/p>

她寫：“他說話急得嗓門都尖了?！?/p>

我問她，老毛為什么這么急？

她說老毛得了結腸癌，六號開會說完這些，八號就回去化療了。他這是一個療程沒完，本來應該住院觀察的工夫跑出來開會的。

“咱們做了那么多年兩會，”汪汪最后寫，“許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會存在?！?/p>

四年之后，汪汪才把當年她的兩會日記發(fā)給我。

她終究原諒了我：“不管柴靜多折磨人，但是除非你受不了，反正她是不走的。堅持也罷妥協(xié)也罷，好好壞壞她是不會走的?！?/p>

我看她這段，想起當年，我、竹青、宇君、小熊、何盈、李總管、小米、韓大叔……大家吵來吵去，深更半夜臨時改方案，我也知道要多耗無數(shù)工夫，但沒人埋怨。每天傍晚直播回來，一推十八樓那個小屋的門，“轟”一下的熱氣，七八個人都轉過臉沖我笑，桌上給我留著飯，姚華把塑料袋里猩紅的剁辣椒和蘿卜干拎過來，大眼睛的小溫 溫 給我倒杯熱水。

汪汪坐在電腦前查資料。我從不帶筆，一輩子丟三落四，一邊吃飯一邊左顧右盼，想找個筆在紙上劃一下。她背對著我，眼睛盯著屏幕，看都不看我一眼，一只手把筆送到我面前。

她后來在信里寫：“你有點驚訝，我理所當然。十幾平米的小屋，我們都擠在一起，彼此一舉一動不用眼睛看，用心就能知道。”

過了四年，她才告訴我，那個在留言里寫“你觀察兩會，我觀察你”的人，就是她。

做了這么多年兩會，我才開始想最簡單的問題：“代表是誰？代表誰？兩會是要干嘛？”有人說：“開了這么多年會了，還需要問這么簡單的問題？”我說：“不信咱們問問自己。我是誰？中央臺是干嘛的？我們到底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