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愣一下。

他說：“在認識這個事件的時候，有一個干預它的事件發(fā)生了，但你原本可以通過拍攝它，看到這背后更深刻的真實，你失去了一次認識它的機會?！?/p>

見面會上，有位高位截癱的女性被介紹是身殘志堅的典型。會后錢老師帶我們?nèi)チ怂摇?/p>

采訪時，我才知道，地震后她脊髓斷裂，定下婚約的戀人離開，她嫁給了另一位殘疾人，醫(yī)生說她不能生孩子，但她決定當一次母親——“我要奪回地震從我身邊奪走的一切”……小孩生下來了，但不到三個月就夭折了，之后她三年沒出門，把自己囚禁在家里。

見面會的當天，是當年她兒子夭折的日子?，F(xiàn)場需要的，是一個抗震救災的典型，她說：“無法表露一點哀傷?！?/p>

我以為她會憤怒或者難受，但沒有。她拿出當年寫的書，說在那個年代她也曾經(jīng)塑造過自己，捏造過情節(jié)。她在書里寫，地震之后，哥哥看到她被壓在木板下面動不了，卻沒救她，而是先去救別人。她疼得撕心裂肺，她哥哥卻在救完三個外人之后才來救她……但真實的情況是，她哥哥當時非常著急，和別人一起把她抬上了擔架。

她拿出書來給我看，不掩飾，也沒辯解。

去唐山之前，我對這段歷史了解很少，我是帶著逆反、帶著“認識歷史，吸取教訓”的預設去的。但她是活生生的人，一邊把頭發(fā)編成辮子，一邊帶著點羞赧問我：“這樣上鏡行嗎？”我端詳一會兒，把口紅給她，讓她涂上一點。我問她采訪前要不要先去上個廁所，她挺平靜地說：“癱瘓后小便失禁 是感覺不到的，常常是褲子尿濕了才知道，來不及，只能在輪椅里坐深一些?！?/p>

罪是她受的，但她沒有痛恨過去，連底掀翻。她一直留著七十年代與戀人的通信，怕這些信腐壞，就把信剪下來貼在本子里，在旁邊手抄一遍，這樣想看信的時候，就不必翻看原件了。十年前她與戀人重見，男人看到她坐在輪椅上的模樣，放聲痛哭，她反過來安慰他。三十年來，她承受這一切，就像接受四季來臨。

采訪這樣的人，如果只是為了印證自己已經(jīng)想好的主題，這個主題不管多正確，都是一種妨害。談了一個多小時后，她說：我接受了這么多采訪，但我從來沒這么談過。

我只是一直在聽而已，聽我從沒經(jīng)歷過的生活。

她說地震后躺在地上，天上下著雨，她渴極了，張開嘴，接雨水喝。她的手碰到一條大腿，還以為是死人呢，沿著那條腿往上摸，摸到腰上才發(fā)現(xiàn)是自己的身體，腿已經(jīng)沒有任何知覺。她抬頭看四周：“我覺得我已經(jīng)破碎了，和唐山一樣。整個都拾不起來了，我后來所做的不過是把我一點點撿回來然后拼湊在一塊，跟唐山一樣。”

我小臂上全是碎雞皮疙瘩，就像那雨水也澆在我的身上。

唐山的節(jié)目播了。有記者問我：“這樣的節(jié)目有什么呢？不過是把我們對災難的想象具體化了?！?/p>

我說：“錢鋼在八十年代已經(jīng)意識到文學的本質(zhì)是人，災難的本質(zhì)就是災難。過了二十年，我們又重新回到這個軌跡上。換句話說，錢鋼在八十年代所做的那些努力，放到現(xiàn)在也并不奢侈?！?/p>

還有人在節(jié)目留言里問我：“有那么多人民更關(guān)心的事，為什么要做陳年的舊事？”

是，土地拆遷，醫(yī)療事故，教育腐敗……哪一項都是“人民”更現(xiàn)實更切身的問題。為什么要去掀動陳舊的歷史？

很多人也問過崔永元這問題。

二〇〇八年，他離開了新聞，去做口述歷史的工作，訪問當年參加過抗日戰(zhàn)爭的中國老兵。走之前給我打過一個電話，說：“這時代太二，我不跟了?！?/p>

有一年他去日本NHK電視臺，密密麻麻的中國影像資料。操作的小姐問他看什么？他說看東北。問東北什么，他說看張學良，“張學良調(diào)出來了，最早的是九·一八事變?nèi)旌蟮木旁露蝗?，三十分鐘，張學良的演講。我記得很清楚，里面說了一句，委員長說，兩年之內(nèi)，不把日本人趕出滿洲，他就辭職。這是張學良演講里說的，我當時很受刺激?！?/p>

他的刺激是，我們也是電視工作者，但沒有這樣的資料，“而且這三十分鐘拿回來，誰也不會把它當回事”。

他跟我說：“是林語堂還是陳寅恪說的，這個民族有五千年歷史，非常了不起。他說，不管怎么個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覺得他一針見血。這個民族淺薄，沒有文化，不重視歷史。我說這個話根本就不怕得罪誰，就這么淺薄。”

中國這些參與歷史的人很多已死去，有的正在老去，正在失去記憶?！安荒茉俚攘?。”他說。

他做歷史：“《論語》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后才成書的，已經(jīng)都不對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說的是誰的事。我們做口述歷史這件事，就是直接聽孔子說……世世代代老聽心得，進步速度會非常慢?！?/p>

他采訪的是參加抗日戰(zhàn)爭的國共老兵，題目叫《我的抗戰(zhàn)》，“我們總說國家要體面，如果生活在這個國家的每一個人都灰頭土臉的，我不相信這個國家會體面。所以我建議多用‘我的’，少用‘我們的’?！?/p>

二〇一〇年我主持《我的抗戰(zhàn)》發(fā)布會時，他已經(jīng)采訪了三千五百個人，有時候一個人采訪一個多月，一百多盤帶子。收集的口述歷史影像超過了兩百萬分鐘，收集的紀錄影像也超過兩百萬分鐘，收集的歷史老照片超過了三百萬張。兩年花了一億兩千萬，這些錢都是他自己籌來的，到處找，“最感興趣的投資人是我們抗戰(zhàn)的對手，日本人?！?/p>

底下人笑。

我說：“很多人覺得這些事應該是搞研究的人來干?！?/p>

他一笑，多么熟悉的嘴角一彎：“他們在評職稱，還有更緊要的事。他們評完職稱也會想起來干，不著急，誰想起來誰干。”

有一位電視臺的同行，站起來請他談一些對當下電視臺紀錄片的看法。

“我對電視臺的使命和節(jié)目編排沒有什么想法，我也不愿意想，因為那樣可能會耽誤我干正事。我有那個時間，就能多采訪一個人，多整理一些材料，這樣可能更有功德。我現(xiàn)在想，我二〇〇二年為什么得病，就是老想不該想的事，現(xiàn)在為什么快樂，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該做的事情做好，這一點可能更重要。”

他在臺上沖我笑，說：“柴靜那時候總看到我憂郁的樣子，不開心，但是她最近看到我，我很高興?！?/p>

二〇〇二年時，他不大上“實話實說”了，有一些傳聞，說的人都欲言又止。有次大伙在食堂吃飯，他坐下自自然然地說“我的抑郁癥”，場面上靜得有點異樣。

有天我坐在電腦前，辦公室門一響，小崔進來了。我很意外：“你找誰？”

“找你?！彼^一把藍布工作椅，坐我對面。

我們對坐著聊天，同事路過說：“嗬，真像調(diào)查的采訪。”

這不像普通辦公室里的閑談。他一句寒暄沒有，談的是都直見性命的事。這些話題我不陌生——讓人失望的現(xiàn)實，缺少良知，缺少希望，玦少堅守的人……這些話，很多人在攝像機的紅燈面前說，很多人在文章里說，很多人在喝酒后說。他是在一個平凡的下午，坐在一個并不熟絡的同事面前談這些。他說話的樣子，就好像，就好像這些東西都是石頭一樣，死沉地壓著他，逼著他。

我隱隱地有些不安。我只能對他說我們需要他，不是因為他有名，或是幽默，而是他代表著我心里評論部的“獨立精神和自由 思想”，這是那塊牌子上“前衛(wèi)”兩個字在我心里的意義。姚大姐過來找我問個事，他立刻起身走了。

臨走拉開門，又回身說了聲“謝謝”。

我一時不知說什么好，有點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