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現在一遍遍看自己片子里的這些抗戰(zhàn)老兵:“我每看這個,就覺得自己非常渺小,我們受那點委屈算個屁啊。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詞啊,對他們來說小意思。受盡委屈,有誤會,沒有錢,半輩子吃不飽飯,兒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鄰居一輩子在盯著你。當我每天看他們經歷的時候,我忽然覺得我這個年齡經歷的所有事都特別淡?!?/p>
看片會上,拍《我的團 長我的團 》的康洪雷坐在底下,他說拍該劇之前自己只知道抗戰(zhàn)時國民黨 的將領杜聿明、孫立人,他們確實戰(zhàn)功赫赫,很有名,有文字記載?!翱上旅娴氖勘蜎]有人知道了。我和蘭曉龍開車沿著昆明一路走,一個一個采訪,越了解渾身越顫栗,越顫栗就越想了解?!?/p>
他拍《激情燃燒的歲月》之前,聽父親說了快五十年往事,每次回家都要說,采訪后,才發(fā)現這些國民黨 老兵和他的父輩完全不一樣,“他們從來不說。越不說我越想知道,于是我們利用各種技巧,各種各樣的方式,一點點地知道?!?/p>
采訪完,他和蘭曉龍回到酒店,相對號啕。“之后我們在想,哭什么呢?是哭這些老兵壯麗的往事和寂寥的今天,還是哭什么?后來發(fā)現,我們哭我們自己的無知,自己的可憐。我們快五十歲了,中國抗戰(zhàn)這么大塊波瀾壯闊的史實,你居然絲毫不知,你不可悲嗎?所以,就有了《我的團 長我的團 》。觀眾可以說好,可以說不好,但就我個人來說,我快五十的時候,做了《我的團 長我的團 》,只是為了讓自己心安。”
會上有觀眾發(fā)言,很動感情。
小崔拿過話筒說了一句:“我想補充一點,我聽出一點危險。我不希望大家誤解這個片子,《我的抗戰(zhàn)》就是‘我的抗戰(zhàn)’,是自己的敘述。你之前聽到的共產黨 把日本打敗,還是國民黨 把日本打敗,這個片子不負擔這個任務,不管這個事。如果你想聽我知道的宏觀敘述,那就是日本投降時,無論是國民黨 還是共產黨 都感到很詭異?!?/p>
他說不要以為《我的抗戰(zhàn)》是要翻案,沒有那個味道,他和他的團 隊對結論沒有什么興趣?!叭ゲ稍L幾萬個人,多少多少個小時,去重新對歷史下一個結論,可能又會誤導一批人,我們不想干這樣的事。我希望五六十年以后終于有一本被大家公認的書,不管它是宏觀敘述的還是細節(jié)敘述的,大家認為它是真實的。它在最后寫一句‘本書部分資料取自崔永元《口述歷史》’,就行了,不要指望著我們這一代人因為這一點采訪能夠對歷史得出什么結論,做不到?!?/p>
陳虻某天在樓下碰到我,說:“我今天琢磨出來一句特別重要的話:要服務,不要表達。”
這話沒頭沒腦,我也不知怎么搭腔。
他說剛才在講課,有個人問他:“我們這工作,如果只是記錄一個人的生活,跟著他走,我們自己的人生會不會沒有意義???”
他生氣了:“他活著,他的存在要成了你表達思想的一個道具,他活著才沒有意義呢。別在生活里找你想要的,要去感受生活里發(fā)生的東西?!?/p>
[文、]他說:“別瞧不上服務這兩個字,描述復雜比評論簡單難多了?!?/p>
[人、]九六年他去日本考察時,曾與《朝日新聞》的人討論如何寫評論,對方說:“現在早過了我提供觀點讓別人讀的年代,我們只提供信息,讓人們自己作是非對錯的判斷?!?/p>
[書、]我找到一本書,是《朝日新聞》從一九八六年開始征集的讀者來信,記錄普通國民對于二戰(zhàn)的回憶。
[屋、]第一封信是六十六歲的熊田雅男寫的,“有人質問,當初你們?yōu)槭裁礇]有反對戰(zhàn)爭?我想,是因為國民已經被教育得對‘上邊作出的決定’不抱懷疑。”當時還是少女的羽田廣子說:“我所知道的是日本人口增加,農村凋敝,甚至迫使和我一樣的少女賣身,讓我心痛不已。列強在離本國很遙遠的地方有很多殖民地,還有國際包皮圍圈的壓力,讓我這個小女孩也感到受到了欺侮,而五內如焚,不管是誰,都自然而然地認為只有戰(zhàn)爭才能解決問題?!?/p>
一九三八年,孩子們都要學習 武士道,年滿七歲,就要穿著黑色制服 ,背誦當時的兒歌“和大哥哥并肩坐,我今天上學堂感謝士兵,感謝士兵,他們?yōu)閲鴳?zhàn)斗,戰(zhàn)斗為國”,向被放在大門口中心位置的天皇照片行鞠躬禮。歷史課和德育課根據天皇的《教育敕語》,“忠誠是最高的美德”。
當時小學三年級的古澤敦郎在信中回憶說:“市禮堂的柔道拳擊對抗賽,日本人與美國人對抗,從頭到尾,觀眾興奮不已,給柔道選手鼓勁,斥罵拳擊選手。最后,柔道選手取勝時,全場歡呼之聲 鼎沸,接著放映電影 ,是‘滿洲事變’的戰(zhàn)斗場面,我軍占領敵方的地盤,升起太陽旗,觀眾使勁鼓掌?!?/p>
他說:“從小,我們對于日本在戰(zhàn)爭中獲勝,以及我們長大了就要當兵,沒有任何懷疑,為戰(zhàn)爭而生的日本人,就是這樣造就的?!?/p>
直到一九八六年,六十三歲的巖浪安男仍然認為:“為了我國的安定,必須絕對保證我國在包皮括‘滿洲國’在內的中國大陸 的利益,如與英美妥協(xié),等于將我國的未來聽任他們的安排。”
他說:“我是被這樣教導的,我也相信這一點?!?/p>
那么,知識分子去了什么地方?那些本來應該發(fā)出聲音和警示的人呢?
日軍人侵華北日漸深人時,東京大學的校長和理學院的教授曾反對日語對華 教學計劃,“不要再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但“隨著‘跟上形勢’‘整肅學風’的聲音,自由 派教授一個個被解職,或者沉默下去”。
一九二五年,《治安維持法》頒布。警察面對“煽動”或是“不敬”,可以以極大的權力處置。一開始是不宣布對軍隊與政府不利的消息,后來發(fā)展為對軍隊和政府有利的消息要大力宣傳。那些敢于堅持獨立性、發(fā)出不同聲音的報業(yè)成為受害者,一九三六年,暴徒襲擊《朝日新聞》,砸毀辦公室,記者因批評政府被騷擾和逮捕。
之后,大眾傳媒上盛行的,是有獎征集軍歌,和“為飛機捐款”的新聞。
反對戰(zhàn)爭的人,被叫作“思想犯”和“非國民”。
在七十四歲的稻永仁的信里,他記錄一個當年的小學教師,因為這個罪名而遭逮捕,又被作為現役兵扔進軍隊,老兵和下士官“眼神中帶著對知識分子的反感,因為他是思想犯,非國民,軍隊會默許對這個人的半公開的暴力行為”。
“他們先喊一聲‘摘下眼鏡’,接著鐵拳打得他鼻青臉腫,滿嘴的牙都東倒西歪,第二天早上喝醬湯也鉆心的疼。再來,釘著三十六顆大頭釘的軍鞋、棍棒、木槍都成了打人的工具。用棍棒毆打臀部時,老兵讓新兵‘間隔一字排開’,從頭打,打過一輪,解散,把他單獨留下,再打第二遍,連兩年兵齡的新兵也發(fā)瘋似的對他揮舞棍棒。
“那時部隊在靠近中蘇東部邊境的老黑山露營,是國境線,有的士兵自殺了,有些人逃跑了,衛(wèi)兵實彈上崗,他抱著短槍上崗時,也曾經有好幾次把槍口塞進嘴里——但是,戰(zhàn)爭終究會結束,無論如何,也要看著和平和民主 降臨這個國家,這個頑強的信念阻止他去死?!?/p>
在信的末尾,稻永仁說:“這個人就是我,時間是一九三八年,離戰(zhàn)爭結束還有很長時間?!?/p>
戰(zhàn)爭結束四十年后,《朝日新聞》征集這些信件,很多人寫信給他們希望停止,“我們正在極力將過去忘掉”,“翻舊賬沒有一點好處”。
《朝日新聞》的編輯說:“一個人忘掉過去可能有自我凈化的作用,但一個國家的歷史就不同了,盡量掩蓋,假裝這類事根本沒有發(fā)生過,難道我們民族的良知沒有損害么?”
出版這本書的是美國人?!斑@樣的事情怎么會發(fā)生?這些現在生活在和平中、守法的社會公民,怎么會像野獸一樣行事?再看看我的國家,我自己那些總體上可稱為良善之輩的美國同胞,又怎么與那些人——他們轟炸越南村莊,在驚懼中殘殺朝鮮難民——扯在一起?人們又怎么能將那些聰明、好客、有著豐富想象力的中國人,與‘文革’中那些麻木的人們聯(lián)系起來?”
他說:“這些應該是有著足夠道德良知的個體,為什么會落人集體性的狂熱和盲從之中?每個民族或國家的人,不妨都這樣問問自己?!?/p>
對歷史說真話,就是對現實說真話。
這本書的最后,收錄了一封十七歲的高中學生小林范子的信。
“記得學校課本里是這樣講的:‘美國用原子彈 轟炸廣島和長崎,戰(zhàn)爭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結束……特攻隊年輕的士兵犧牲了他們的生命,戰(zhàn)爭毫無意義,因此我們再也不要發(fā)動戰(zhàn)爭?!珵槭裁词俏覀?,而不是發(fā)動戰(zhàn)爭的人在反?。课以陂喿x了這個專欄之后,不再坐在教室里被動地接受別人灌輸給我的東西了,而是主動地去了解。你們這些真正了解戰(zhàn)爭的人,請多告訴我們一些,你們有責任把你們知道的告訴我們,就像我們有責任去知道它,這樣,一代接一代,到我們向后代講述的時候,我們才確信自己能擔起這個責任?!?/p>
錢鋼日后去了香港,不再做新聞,轉向歷史,埋頭發(fā)掘故紙堆里的事,寫了一本書,托人帶給我一本。
其中有一個故事,是寫當年的《大公報》在國民黨 治下,以“不黨 、不賣、不私、不盲”立世,一紙風行。
恪守這八個字極不易,報紙因披露一九四二年河南數百萬人的大災荒觸怒蔣介石,曾被罰???,記者被捕??箲?zhàn)時報館被敵機炸毀后,把印刷機搬進山洞里出報,困窘中仍然拒絕政府資助,被迫到鄉(xiāng)間收購手工紙,印刷質量令讀者忍無可忍,投書批評。報社頭版頭條刊發(fā)《緊縮發(fā)行啟事》道歉。寫到此處,錢鋼筆端有濃得要滴下來的感情:“誰聽過一家媒體對讀者有這樣的懇求?‘一,將閱讀之報轉贈親友閱讀;二,迄今為止單獨訂閱者,在可能情況下約集若干人聯(lián)合訂閱’……”
重壓常致人屈從或憤懣,但《大公報》主編張季鸞說大時代中的中國記者,要秉持公心與誠意,“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沖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于事實,是謂盲爭”。
他說,“不愿陷于盲。”
錢鋼這本書叫作《舊聞記者》,他離群而去,在港大圖書館里裹著厚大衣,閱讀數以萬計的微縮膠卷,寫下六十年前舊報紙里的往事。他寫道:“研究新聞史的后人,會因為不是在報紙和電訊稿上,而是在歷史讀物上發(fā)現某些記者的名字而不無惋嘆,但他們終將意會的是,當曲折奔突的河流遇到沉沉壅蔽,改道是歷史的尋常,這也是一個新聞記者的職責,他似乎心有旁騖,‘改道’別出,但他根本未曾離開一名真正記者的信條。”
錢老師送這本書給我,我明白他當年讓我讀歷史的原因:“新舊之間沒有怨訟,唯有真與偽是大敵?!?/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