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片人說：“這個人說得再尖銳也能播。”

“為什么？”

“因為他特別真誠。”

采訪陳錫文，是他開會的地方。好幾天沒怎么睡足的臉色，嘴唇青紫，滿屋子煙。在毛背心外頭套了件外衣，鞋子上頭露一點老秋褲的褲腳，坐鏡頭前，說“土地的事情是該談一談”。

我問他，八二年憲法的“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這話從哪兒來的？

他答：“‘文革’前國家沒財力建設，到了八二年，人口膨脹，沒地兒住了，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小洋樓都得住人，可是城里不像農(nóng)村，沒土改，都有地契，就改法律吧，改成城市土地國有，人就住進去了，相當于一個城市的土改?！?/p>

這么大的事，居然沒有引發(fā)社會動蕩，“私權”這個概念當時還讓人陌生和戒懼。沒想到的是，這一句原本為了解決城市住房問題的話，誤打誤撞居然埋下了農(nóng)村征地制度的巨大矛盾。很快，中國城市化開始，城市土地都屬于國家所有，所以，農(nóng)村土地一旦要用于建設，都經(jīng)由政府征地，轉為國有土地。

陳錫文說的也都是大白話，不含糊，沒有把玩語言的油滑，字字用力氣說出來，嘴角帶些白沫，他也不自知。他說問題的根源并不在政府征地上，全世界各國政府都征地，但只有用來建醫(yī)院、學校，涉及公共利益建筑時才能征?？墒?，一九八二年，“憲法里加了這句話后，建設用地里有沒有經(jīng)營性的利益在里頭？肯定是有的，那些地怎么變成城市土地？憲法沒有講。”

“講不清楚變成什么結果？”

“講不清楚就變成多征。”

經(jīng)濟學上有一個著名的理論，叫“巴澤爾困境”，就是沒主的事情，會有很多人來要占便宜。這個困境與道德關系不大，而是一種必然發(fā)生的經(jīng)濟行為。

采訪的場記我看了又看，再對著那張白紙，戰(zhàn)戰(zhàn)兢兢寫下節(jié)目中的第一句話：“在市場經(jīng)濟中，有一條眾所周知的規(guī)則：自由 地買和賣，等價交 換。在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已經(jīng)因為尊重和適用這條規(guī)律，得到巨大的發(fā)展，但是卻在影響人口最多的土地問題上有了一些例外。”

多么尋常的一句話，我敝帚自珍，看了又看。一個人從小到大拾人牙慧，寫日記的時候抄格言，做電臺的時候念別人文章，做電視了摸仿別人提問，像是一直拄著拐杖的人，現(xiàn)在試著脫手，踉踉蹌蹌，想站起來。

我猶豫著，寫下了第二句：“‘給農(nóng)民的不是價格，是補償?！愬a文用一句話說清了農(nóng)民的處境，‘地拿過來了你去發(fā)展市場經(jīng)濟，拿地的時候你是計劃經(jīng)濟，這事兒農(nóng)民就吃虧了。’”

多大虧呢？

我算了一下：“按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的數(shù)據(jù)，征地之后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投資者拿走大頭，占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城市政府拿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村級組織留下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而最多農(nóng)民拿到的補償款，只占整個土地增值收益的百分之五到十?！?/p>

像有什么推著我手里的筆，去往某地。“如果一方總占便宜，另一方總吃虧，那么這樣的商品交 換，是不能持續(xù)下去的。”

不能持續(xù)下去的結果是什么？

我握著筆，字歪歪斜斜寫得飛快，像扔了拐杖的人邁開打晃的腿往前跑?！安荒艹掷m(xù)下去的結果，就是中國大地上，因此而起的各種沖突和群體性事件，以至于‘征地’這樣一個普通的經(jīng)濟行為，演變成為我們這個轉型時代最重要的社會問題之一。”

我明白了，這個“穿”過去的東西就是邏輯。

深夜里，我細看當年的節(jié)目。

二〇〇四年，我坐在福建一個村莊的石頭磨盤上，問對面的小孩：

“你幾歲啦？”

她兩只小辮子上系著紅色的塑料花，怯怯地伸出五個指頭。

我說：“上學嗎？”

孩子的奶奶說：“沒有錢。”她七十五歲，房子被拆了，沒有土地，沒有社保，兒子死了，媳婦走了，幫人掃地養(yǎng)活娃娃，將來讓她去學裁縫掙錢。

“你想上學嗎？”我問那孩子。

“想上?！?/p>

她看我一眼，仰臉看她奶奶。奶奶滿面的悲苦，孩子嘴一彎，哭了。

老人把孩子按在胸前，無聲地哭，眼淚沿著皺紋縱橫地流。小孩子的哭聲憋著，過了好一會兒，才從胸前很悶地爆發(fā)出來，哭了很久。小仲在剪輯的時候，這哭聲隨著村莊的鏡頭，一直上升到空中響徹整個大地。

鎮(zhèn)里親自成立開發(fā)公司，把土地賣出去給工廠，這筆錢進了開發(fā)公司的賬，再去買地。大量征的地閑置著，有個紡織廠的地荒了四年，我們的車繞著上千畝荒地轉了好久，沙填到了半人高。買地時是兩萬五千塊錢一畝，現(xiàn)在最低價是十六萬八千元一畝，企業(yè)不是在做生意，是在做土地買賣。

這種節(jié)目播出后，總有很多觀眾留言給我們，說把那些貪官污吏抓起來就好了，事情就解決了。一九九七年修訂刑法時，非法批準征用、占用土地就已被列入刑事犯罪，嚴厲程度在全世界都是前所未有。但新刑法施行十年來，到我采訪時，陳錫文說，還沒有一位官員因此入獄——因為若想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定這個罪，必須以他有“徇私舞弊”行為作為前提。也就是說，如果你抓到一個官員違法批地，但他沒有徇私舞弊，就拿他無可奈何，而你抓到他徇私弊了，判的時候大多只能以受賄罪判，與違法批地無關。

這個罪名變得失去了牙齒。

我采訪的違法批地官員，接受采訪挺坦然，一位市委書記說：“九三年分稅制改革，我現(xiàn)在一半以上財政收入要交 給中央，剩下的這一點，要發(fā)展，要建設，經(jīng)濟增長有指標，我這兒沒有什么工業(yè)，種田也不交 農(nóng)業(yè)稅了，你幫我算算，我怎么辦？也是一片公心，是吧，公心。”這是周其仁說的“不要妖魔化地方政府”的意思。

我們采訪完，有的官員被處分了，逢年過節(jié)還給我發(fā)個短信，說謝謝你們當年的支持，現(xiàn)在我已改在哪哪任職了這話。

我卡住了，控訴我擅長，觀眾會在哪里掉眼淚我也知道，可這次，這矛盾密布的現(xiàn)實，要想砍一刀下去，卻如入棉被，無處著力。媒體上各派對土地產(chǎn)權問題的筆戰(zhàn)也沒有共識，幾乎人身攻擊，從譏取戾。爭議就集中解決之道上，“土地要不要私有化”。

實習 生一邊轉著手里的圓珠筆一邊說：“趕緊把地都給農(nóng)民，讓他們直接賣給商人，問題不就解決了嗎，啰嗦那么多干什么呢？”

我問他：“你將來想干什么？”

小伙子挺坦率，“當制片人。”

“當了制片人呢？”

“當臺長?！?/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