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再來回憶一下，出自同一源頭的德國哲學精神，靠了康德和叔本華，如何造成一種可能，通過證明科學蘇格拉底主義的界限，來摧毀它的洋洋自得的生活樂趣；又如何通過這一證明，引出了一種無限深刻和嚴肅的倫理觀和藝術觀，它可以直接命名為酒神智慧。德國音樂和德國哲學的統(tǒng)一，這奧妙除了向我們指出一種惟有從希臘先例約略領悟其內(nèi)容的新生活方式，又指出了什么呢？因為對于站在兩種不同生活方式的分界線上的我們來說，希臘楷模還保持著無可估量的價值，一切轉(zhuǎn)變和斗爭也在其中顯現(xiàn)為經(jīng)典的富有啟示的形式。不過，我們好像是按照相反的順序經(jīng)歷著類似于希臘人的各重大主要時代，例如，現(xiàn)在似乎是在從亞歷山大時代倒退到悲劇時代。同時，我們還感到，在外來入侵勢力迫使德國精神長期在一種絕望的野蠻形式中生存，經(jīng)受他們的形式的奴役之后，悲劇時代的誕生似乎僅意味著德國精神返回自身，幸運地重新發(fā)現(xiàn)自身?，F(xiàn)在，在它歸鄉(xiāng)之后，終于可以在一切民族面前高視闊步，無須羅馬文明的牽領，向著它生命的源頭走去了。它只須善于堅定地向一個民族即希臘人學習 ，一般來說，能夠向希臘人學習 ，本身就是一種崇高的榮譽和出眾的優(yōu)越了。今日我們正經(jīng)歷著悲劇的再生，危險在于既不知道它來自何處，也不明白它去向何方，我們還有什么時候比今日更需要這些最高明的導師呢？
　　二十
　　但愿有一天，一位鐵面無私的法官將做出判斷：迄今為止，在哪個時代，在哪些人身上，德國精神最努力地向希臘人學習 。如果我們有充分的信心認為，這一榮譽理應歸于歌德、席勒和文克爾曼文克爾曼(JohannWinckelmann，1717-1768)，德國考古學家、藝術史家，對于希臘藝術的普及和新古典主義的興起有重大影響。的無比高貴的啟蒙運動，那么，必須補充指出，從那個時代以來，繼啟蒙運動的直接影響之后，在同一條路上向文化和希臘人進軍的努力卻令人不解地日漸衰微了。為了不致根本懷疑德國精神，我們豈不應該從中引出如下結(jié)論：在一切關鍵方面，這些戰(zhàn)士同樣也未能深入希臘精神的核心，不能在德國文化和希臘文化之間建立持久的情盟？于是，無意中發(fā)現(xiàn)這個缺點，也許會使天性真誠的人們感到沮喪，懷疑自己在這樣的先驅(qū)者之后，在這條文化道路上能否比他們走得更遠，最后能否達到目的。所以，我們看到，從那個時代以來，人們在判斷希臘人對文化的價值時疑慮重重，混亂不堪。在形形色色學術和非學術營壘里，可以聽到一種居高臨下的憐憫論調(diào)。
　　在別的地方，又說些全無用處的漂亮話，用“希臘的和諧”、“希臘的美”、“希臘的樂天”之類聊以塞責。甚至在理應以努力汲取希臘泉源來俾益德國文化為其光榮的那些團 體里，在高等教育機關的教師圈子里，至多也只是學會草率和輕松地用希臘人滿足自己，往往至于以懷疑論態(tài)度放棄希臘理想，或者全然歪曲一切古典研究的真正目的。在那些圈子里，倘若有誰未在精心?？惫偶蚍爆嵱栐b文字的辛勞生涯中耗盡精力，他也許還想在掌握其他古典的同時“歷史地”掌握希臘古典，但總是按照今日有教養(yǎng)的編史方法，還帶著那么一副居高臨下的神氣。
　　所以，既然高級學術機關的真正文化力量從來不曾像在當代這樣低落薄弱，既然“新聞記者”這種被歲月奴役的紙糊奴隸在一切文化問題上都戰(zhàn)勝了高級教師，后者只好接受業(yè)已常常經(jīng)歷的那種變形，現(xiàn)在也操起記者的語言風格，帶著記者的那種“輕松優(yōu)雅”，像有教養(yǎng)的蝴蝶一樣翩翩飛舞，--那么，當代這班有教養(yǎng)人士，目睹那種只能以迄今未被闡明的希臘精神至深根源作類比理解的現(xiàn)象，目睹酒神精神的復蘇和悲劇的再生，必將陷于如何痛苦的紛亂呢？
　　從未有過另一個藝術時代，所謂文化與真正的藝術如此疏遠和互相嫌惡對立，如同我們當代所目睹的這樣。我們明白這樣一種羸弱的文化為何仇恨真正的藝術；因為它害怕后者宣判它的末日?？墒?，整個蘇格拉底亞歷山大文化類型，既已流于如此纖巧衰弱的極端，如同當代文化這樣，它就不應當再茍延殘喘了！如果像歌德和席勒這樣的英雄尚且不能打開通向希臘魔山的魔門，如果以他們的勇于探索尚且只能止于眷戀遙望，就像歌德的伊菲革涅亞伊菲革涅亞(Iphigenia)，希臘神話中阿伽門農(nóng)之女，特洛亞戰(zhàn)爭前夕，曾被其父獻祭，獲免后淪落到陶里斯當祭司。從荒涼的陶里斯隔洋遙望家鄉(xiāng)那樣，那么，這些英雄的后輩們又能希望什么呢，除非魔門從迄今為止一切文化努力尚未觸及的一個完全不同的方面，突然自動地向他們打開--在悲劇音樂復蘇的神秘聲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