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種很不相同的歡快。真正的思想家永遠使人歡欣鼓舞，不管他所表達的是他的嚴(yán)肅還是他的玩笑，是他的人性的洞見還是他的神性的寬容；沒有陰郁的表情，顫抖的雙手，噙淚的眼睛，而是明確而單純，勇敢而有力，也許帶一些強硬的騎士風(fēng)度，但始終是作為一個勝利者。而使人最深刻最發(fā)自內(nèi)心地歡欣鼓舞的事情就是，看見一位得勝的神站在被他打敗的所有巨怪旁邊。
　　反之，在平庸的作家和刻板的思想家那里，人們有時候也能讀到一種歡快，可是它只會使我們這樣的人覺得可憐，譬如說，就像我對大衛(wèi)·施特勞斯大衛(wèi)·施特勞斯(DavidStrauss，1808-1874)，德國哲學(xué)家、神學(xué)家，青年黑格爾派領(lǐng)袖之一，代表作為《耶穌傳》。的歡快所感覺到的。擁有這樣一種歡快的同時代人，令我們異常慚愧，因為他們在后代那里丟盡了我們和我們的時代的臉。這種樂天派完全看不見苦難和巨怪，而他們作為思想家本應(yīng)看見它們并與之斗爭的；所以他們的歡快令人不快，因為它是騙人的，它企圖誘使人們相信在這里贏得了一場勝利。歸根到底，哪里有勝利，那里才有歡快；而這一點既適用于真正思想家的作品，也適用于一切藝術(shù)作品。
　　即使內(nèi)容也許始終可怕嚴(yán)肅，恰如人生問題之真相，但只有當(dāng)半吊子思想家和半吊子藝術(shù)家在作品上散布自身缺點的陰云時，作品才會使人感覺壓抑，受到折磨；相反，一個人可以獲得的最快樂、最好的享受，莫過于接近那樣的勝利者了，由于他們思考過最深刻的道理，所以必然喜愛最生氣勃勃的事物，終于作為智者皈依于美。他們真正在言說，他們不語無倫次，也不人云亦云；他們真正在活動，在生活，不像別人習(xí) 以為常的那樣，幽靈似地帶著面具過日子。所以，與他們接近，我們真正感到親切而自然，我們要像歌德那樣歡喊：“生氣勃勃的事物何其輝煌珍貴！與之相處令人感到何其踏實，何其真實，何其實在！”
　　我們知道這一切，有時我們還異常震驚于所有這令人眩暈的焦慮和匆忙，我們生命的這整個夢魘狀態(tài)，仿佛是在覺醒的前夕，而愈是臨近覺醒，夢境就愈激蕩不安。但是，我們同時也感到，我們是太衰弱了，難以承受那個深刻反省的時刻，我們不是整個自然為了自救而尋求的那種人。毋寧說，我們只是偶爾把頭露出水面，看見了我們深溺在怎樣的水流中。而且，連這稍縱即逝的上浮和覺醒，我們也并非靠自己的力量做到的，我們必須被舉起--誰是那舉起我們的力量呢？
　　是那些真誠的人，那些不復(fù)是動物的人，即哲學(xué)家、藝術(shù)家和圣人；當(dāng)他們出現(xiàn)時，通過他們的出現(xiàn)，從不跳躍的自然完成了它惟一的一次跳躍，并且是一次快樂的跳躍，因為它第一回感到自己到達了目的地，亦即這樣一個地方，它在這里發(fā)現(xiàn)，它無須再想著目標(biāo)，它已經(jīng)把生命和生成的游戲玩得盡善盡美。它在這一認(rèn)識中得以神化，它的面龐上籠罩著被稱作“美”的溫 柔的黃昏倦態(tài)。此刻它以這神化的表情所表達的，正是對于存在的偉大解釋；而終有一死者所能懷抱的最高愿望便是屏息凝神地傾聽這個解釋。
　　這里我已經(jīng)臨近那個問題的解答，即是否可能通過經(jīng)常性的自我活動而同叔本華型的人的偉大理想相聯(lián)系。這一點是確鑿無疑的：上述新的義務(wù)不是單獨個人的義務(wù)，毋寧說人們藉之而同屬于一個有力的團 體了，這個團 體不是靠外部的形式和法則，而是靠一種基本思想凝聚起來的。這個基本思想就是文化，不過這只是就文化向我們中的每個人提出這一任務(wù)而言：在我們中間和我們之外，促進哲學(xué)家、藝術(shù)家和圣徒的產(chǎn)生，藉此而致力于自然的完成。